国际国内的经验表明，严重腐败的成因总是制度性的，所以作出“一查到底”的政治承诺、制定不能有效执行的纸面规章，是远远不够的，是不足以与腐败势力抗衡的。反腐败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独立于对党政机构和党政权力的实质性改造。离开这条途径，反腐败的成功自然遥遥无期。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之于发现和惩治腐败，不如痛下决心，去挖掉腐败的制度基础，这就需要对党政权力的整体构架、对权力的横向和纵向分配形式进行新的定位，使得腐败分子丧失腐败机会；尽量多地剥夺党政官员介入具体经济活动的权力，尽可能多的剥夺公商、税务、土地、质检、城管和公检法等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尽可能多的将大权、实权置于阳光之下行使，尽可能多的启用民主政治的手段；同时，尽可能少地将关键性的公共权力集中于某人、某碰头会、某高级部门之身，尽可能少的干预企业、个人和市场的经济自由，，尽可能少的以对民众保密的方式选择任用干部。

在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和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制度性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加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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