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的百姓眼里，人贵莫过当官，故有达官贵人之称。人们自幼勤奋学习，唯求就是考得一官半职，若官做大了，衣锦还乡那是梦寐以求的了。故很久以来就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主流是正确的，要不我们还要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吗。学而优则仕也没有原则性错误，主流是对的。我们当今需要造就大量的人才，尤其是管理型人才。只不过此人才和当今的有些 “官念”并不等同。

如何把人才遴选出来，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干部选拔任用问题。在中国有科举制度以前，有推举和自荐的模式。科举制度实行后变得规范起来，有了硬条件和判定是非的标准。科举制度应用了一千三百余年。在中国近百年里，早期涉及外国侵略和内战秩序变得混乱，新中国成立以后虽欲改善但由于文革动乱弄得一塌糊涂。近年来，国家开始了考选制度并逐步完善。

上述七条在当今社会存在有历史的影响，更有近百年来无制度的因素。在没有有效管理制度和人才形成机制的情况下，权力代替了一切。当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说了算。这样就有所谓冠冕堂皇的“组织意图”。于是便有了上述七条。想当官者由于没有规范途径，也便有了上述七条。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上述七条的成因是制度和机制的缺失。提拔者是权为我所用，权为我所系，权为我所利。想提拔者便利用权者自利所好来达到沟通、展示自己的目的，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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