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届政府没有不鼓励生育的,农业文明的思维逻辑是:人头决定兵力、地力和财力,所以各朝代的政府想尽一切办法鼓励生育。执政者发现不了人口压力与执政危机、社会危机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人口问题很不幸地验证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达到一定的极限,战争、瘟疫和其他灾难就会成为减少人口的最后措施,贫困也成了全体中国农民不可避免的命运。
中国的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在政治方面找农民起义的原因。政治虽然是一个原因,当不是全部的,甚至不是首要的原因。站在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压力首先意味着大量多余的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就意味着流民与饥民的增加。人口压力还意味着劳动力的贬值,劳动力一旦贬值,即使没有天灾人祸,生活也将成为问题。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农民们再愚昧,也会选择前者,于是战争不可避免。所以,所谓的阶级矛盾,首先是一个膨胀的人口与有限的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其次才是社会公正及分配不均等问题;第三是政府对饥民的处置问题。
种地不需要智商,管理种地者也不需要多高的智商,甚至也不需要效率。所以低效与低能是中国传统政府的特色,我们常规的说法是小农经济导致了官僚主义。还有中国政府是靠天吃饭,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西方商业国家是靠人吃饭,靠冒险吃饭,靠交易吃饭,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商业政府的高效与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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