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志铭不理不睬的冷漠感到寒心，打了几次电话给他的公司，总机小心地问我是谁，大概是志铭交代过，如果说不出单位就拒接。所以我每次都说是他中行的，或是浦发银行的朋友——他在上海和广东工作时，有过金融界的客户朋友。每次转接到办公室，总是不同人，说他在忙，不然就是外出。大概熟人一般会打他的手机吧，真是狡猾的人，怎么办？我得想办法用录音笔录下，到时候给律师，呈交法庭，作为证据——既能证明他仍旧不回台湾尽到监护人的职责，又能证明作为孩子的母亲，我根本无法和孩子沟通，因为监护人拒绝和我联系。

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一次，我对他说：“七八月份是大陆暑假，我不知道台湾的幼稚园大概什么时候放假？你能不能帮我办理入台证，让我去探望儿子？”

志铭从来都不曾答应配合我办理入台证一事，这次我仍旧非常担心他拒绝。谁知道他说：“没问题，我希望你能来为儿子庆祝四岁的生日。如果不是为了儿子，我永远都不会和你联系。别忘了，你把我推向被告的位置起诉我，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和家人不可能把你当作朋友！不过，这次唯唯的生日，我早就计划让你来给他过。”既然对我不能友善，却又计划安排我去台湾——我也不笨，这时候的善心之举，也是要给法官一个证明：他们有让我看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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