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清议参与的大都是知识阶层，所以比民歌民谣看待问题更为深刻；也由于讨论的大多为“形而上”的问题，所以比击鼓鸣冤之类的就事论事更理性；因为属于民间的讨论品评，自然与臣子谏诤更多的自由度。

清议和前三者比较起来，显得更为超脱，也更能代表当时社会主流的价值趋向。（一般情况下）

正如《红楼梦》所说的“汉家制度诚堪叹，樗栎应惭万古羞”那样，汉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的士人就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最高的理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在汉代，儒家学者空前绝后地高尚和纯粹，同时，社会上形成了品头论足的浓厚氛围，强大的舆论逐渐成为一个无形的政治势力，这都使汉代的士人高度重视品格的修为，除此之外，个人认为形成这种现象还由于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全社会强调道德的力量造成的：当时的官吏选拔是选举征辟，有社会舆论的清议才能被征召，常出现因为一言之评而出将入相，反之，罢职丢官。这种任用办法其实是把官吏的选拔建议权完全交给了社会，往往使敦厚而且真正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到政府各级部门，那你说了，那也难免出现虚伪做作的人被误选吧？如果一个人一辈子都虚伪着做善事，那你是说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因为，汉代的清议追随你一辈子，不是你当上官了，就没有人再品评你了。因此，士人和官吏对于公众意见十分敏感，非常谨慎地行事，为了在赢得朝廷的赞誉和避免遭人耻笑。因此，顾炎武对清议的作用评价很高，他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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