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8-17 11:11:47

用人权一直是皇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吏部尚书一职非常重要，孝武帝担心吏部尚书在用人问题欺瞒自己，一直考虑如何将吏部尚书职权削弱，大明二年六月，他下诏专门阐述了吏部尚书的重要性，以一个人充当选举天下贤才的重任，很难做到公平公正，命令同时设置两个吏部尚书，以相互制衡。诏书下发以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争取朝廷主流意见的支持，他另外又给太宰刘义恭写信说明了设置两名吏部尚书的原因：我也知道因循守旧很容易，改革旧制往往会让人生疑，但是，在选拔官吏时，吏部尚书过去一直是与录尚书事一同商量确定的，这都是因为以一个人的能力，往往难以做到周全，且会有争夺威权的嫌疑，不应当专门交给一个人。前不久，我们撤销了录尚书事一职，这样以来，这项工作就成了吏部尚书一人的事情了，如果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求告无门的现象，如果设置了两位，就不会出现这种弊端。他还说，分割扬州和荆州的时候，自己就有了此意，只是当时考虑到一时间改革的措施太多了，众人都感到惊讶，所以才暂时没有将此事提上议事日程。刘义恭当然不敢有异，于是，不仅设置了两个吏部尚书，以谢庄和顾觊之为吏部尚书，而且还撤销了五兵尚书。五兵尚书在隋唐以后改名为兵部尚书，自曹魏开始设置；据《宋书·百官志上》记载，五兵是指中兵（京师部队及宫廷禁卫军）、外兵（地方部队）、骑兵、别兵（少数民族部队）、都兵（负责仪仗鼓吹的部队）。孝武帝在削弱大臣的权力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提高身边近臣们的地位。晋代的时候，散骑常侍的地位与侍中差不多，都非常尊崇，由于这一职务不负责具体事务，只是皇帝身边的顾问，慢慢的选用的人名望都轻了，这一职位也随着显得可有可无，一些寒人比如徐爰、乐询、戴明宝等人也都是散骑常侍，孝武帝继位以后，为了提高身边亲随的地位，在孝建三年专门下诏称：“散骑常侍为皇帝亲随，设置该官就是为了给皇帝出主意、提建议，位置实在很重要，过去，在选拔散骑常侍的时候，要提高规格。”当时的吏部尚书颜竣就推荐了临海太守孔觊之和王彧二人，孔觊之是曾经弹劾过徐羡之的孔琳之的孙子，而王彧，前已说过，字景文，是琅邪王氏，其父亲王僧朗，在宋文帝时期做过湘州刺史，王彧过继给伯父王智，王球是王彧的堂叔父。王彧长相俊美，喜欢清谈，与谢庄齐名，宋文帝对他很看重，给自己的第11子也取了一个彧字，还为刘彧娶了王彧的妹妹王贞风为妻。宋文帝的五妹新安公主离婚后，宋文帝打算将他嫁给王彧，却遭到了王彧的坚决拒绝。对于孝武帝的这个举措，蔡廓之子、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非常重要，而散骑常侍却清闲，仅仅改变人选，而不赋予实权，即使是皇帝想提高他的地位，人心也难以改变。”不久以后，散骑常侍的地位再度降低，而吏部尚书的地位依然尊贵。《资治通鉴》引用裴子野的话说：“从古至今，选人用人历来都非常困难，上古时期的圣王也都说过。周王朝对人才的选拔是从学校就开始了，通过学校培养，然后，由当地进行评议，再由地方官上报到中央的六个部门里，最后呈报给周王任命；汉朝时期，在发现和选拔人才方面，先由地方政府搜集贤能之士们的事迹，呈报给中央的太傅（皇帝师傅）府、太尉（总司令）府、司徒（总理）府、司空（最高检察院）府、大将军（总司令）府这五个府里担任办事员，由三公来考察他的人品及工作能力，由尚书们向天子呈报，这样以来，一个人要脱颖而出，就必须经过很多人的考察，所以，为官之人大多都比较称职，很少会败事的。但从曹魏到晋代以来，就不是这样，教训很多。那些表面忠厚，内心险恶的人，即使察言观行，还担心难以了解全面，更何况是成千上万的官员，仅仅凭一面印象，由一个部门主管，这当然会让跑官要官之风盛行，根本没有办法遏止。跑官要官的人势在必得，胁肩谄笑，贪污狼藉，官场上再无廉耻，也没有了谨慎宽厚的操守，官员贪污邪恶，国事由此而败，社会由此动乱。这种官场氛围，即使是舜帝当皇帝，舜帝的名臣龙当大臣，要想治理好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何况是后世的平庸之辈呢？孝武帝虽然将吏部尚书一分为二，但却不能采用周王朝和汉代的制度，又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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