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晚些时候的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他毫不犹豫地采信了“牛僧孺传”和“杨於陵传”，把李吉甫列为罪魁祸首。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不相信“李吉甫传”中祸起裴均造谣时，司马光是这样说的：执政的宰相怎么可能教唆举子批评时政？裴均要造谣也不会找这么荒谬的角度。

对司马光的质疑，近代学者岑仲勉嗤之以鼻。宰相遇到自己不方便直接出面的事，就让地位低一些的官员或举子出马，自己暗中支持。这种可进可退的手法在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裴均造谣，听起来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司马光是史学泰斗，自己又当过宰相，怎么提出如此幼稚的质疑？遇到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事迹有一好一坏两种记载、两种解释，司马光总是选择最坏的。换句话说，他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李家父子。

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只好推敲一下，究竟哪一个版本更接近真实？

最直接的甄别方法，当然是从那三份卷子中找答案。从情理上说，卷子批评了谁，谁就最有可能向天子控诉三位举子和考官。

遗憾的是，牛僧孺和李宗闵的卷子到底写了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全唐文》中只保留下皇甫湜的文章。在这篇策论中，没有一个字句是攻讦（音jié）宰相李吉甫的，反倒颂扬宰相“公忠”、“忧勤奉职”。皇甫湜还建议皇帝每日都要和宰相交谈，以免“汉之末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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