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两朝都在泛滥成灾的淫奢中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堕落。北魏先撑不住了,分成了东西两魏,历经血与火的融合后,崛起的六镇人重新让北方恢复了野性;而梁朝很幸运,无人打扰它的歌舞升平,这美好的景象似乎还能维持很久。
天下太平,百姓慢慢便富了;百姓富了,国库有钱了,统治集团自然糜烂了;奢靡久了,光靠自己的俸禄是远远不够的,而贪污纳贿便成了唯一的选择。这条路很多王朝都走过,而梁朝也同样陷得很深。
梁朝的宗室子弟多数贪残淫奢。如萧正徳,这小子到处圈地,盖的别墅数不胜数,从征虏亭至方山一路上数过去全是他的;家中更是蓄奴数百,且全部脸上刻字,以防逃逸。
而贪残并非萧家子弟的专利,各地的郡守无不如此,史称“天下罕有廉白”。比如鱼弘,做过多地太守,这小子当官的人生理想是:我当郡守有四尽:水田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这种掘地三尺地的搜刮,估计连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也是望尘莫及。可这位侍妾百人的贪官却一生得意,依然善终,并无人弹劾。
有了这些老贵族作榜样,朝中的新贵们也跟着仿效。萧衍的红人当朝侍中朱异本是贫家出生,可他掌权后除玩弄朝政外,主要的工作任务便是敛财。他和儿子们的豪宅串联成行,密密麻麻霸占了从潮沟到清溪的整整一条路。他家里的美食不是用来吃的,主要是用来烂的:每月厨房腐烂的美食山珍海味拉出去便有十几车。这是朱异的癖好,别说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便连儿子他也舍不得给――虽然烂掉了,但他心里舒服。
比起这些梁朝原有的地头蛇,北边新迁徙过来的士族也不甘示弱。比如羊侃,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在敛财上也是高人一等。他在招待北魏的旧友时,出手相当阔绰,全是金杯银盏,宴会只能用“金玉满堂”形容。到了晚上,众人犹不尽兴,他便出侍婢百余人,个个手执金花烛侍列,一时金碧辉煌,他和宾客继续饮酒作乐。一位北来将领,无根无基,无田无产,一次宴会竟如此穷奢极欲?这寻欢作乐的钱从何而来,其中的缘由不言而喻。
而萧衍对这一切却不闻不问,他还是固执地迷信着自己的道德力量,希望以此感化众人。
幸亏还有人清醒――散骑朝侍贺琛看出了这重重危机,他向萧衍参了一本――其实贺琛自个的屁股也不太干净,他就因为贪污受贿被罢免过,不过这天下的局面实在让他忍无可忍了。这奏折写得事理俱备,文采飞扬,狠狠地煽了自我陶醉的萧衍一个耳光。奏折虽洋洋洒洒,但可这么简单总结――皇上:做官的,太贪了;老百姓,太苦了;在位的,不称职;这天下,怕要乱了。
这奏章严重地伤害了萧衍的自尊心,他非常非常委屈――作为老板,他已经够鞠躬尽瘁了,没想到还有手下这么挑剔。萧衍愤怒了,不过,他没有制造服尸百万的恐怖场面,而是选择了自我辩解。他的回复非常好玩,避重就轻,对天下的颓势视而不见,却将自己的的模范之处一一列举了一遍。
前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不摘录了,后面他自我辩解的几句话很是好玩。这位模范的皇帝喋喋不休地说:我三十年没碰过女人了,晚上都是一个人睡的(换了你,你受得了吗);我的住处也就三四个平方,刚好放一张床(我住的只是单人房,你的可是豪宅);我不喝酒,我不听音乐(凭良心说,你是不是每天在家里花天酒地);我半夜三更就爬起来批改奏章,有时改到中午都吃不上饭(你有我勤劳吗);我以前腰粗的跟水桶一样,现在为国辛劳地连皮带都系不住了。啊,你不信?原来的皮带还在,它可以作证。
萧衍的话只有一个意思--我这么优秀,这么崇高,这么称职,我的天下会乱吗?
而且他的句句属实,或许还有自谦之处。面对这个可怕的道德模范,除了谢罪,贺琛还有别的选择吗?
南北朝时的三国时代――后三国风云 188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武帝的冰火两重天
其实,梁武帝有一处很致命的地方,一旦贺琛指出,他只能哑口无言。这一点,贺琛心里一清二楚,但他不敢说!
的确,萧衍戒了肉,断了酒,不听丝竹之乐,三十年不碰女人,但培育他养成这些崇高品性的根源却又是他的致命之处。作为帝王,他之所以选择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是因为他皈依了佛教,是位虔诚到疯狂的佛教徒。梁武帝很节俭,对自己几乎到了抠门的地步;可他一旦大手大脚地花起钱来,却几乎要了天下百姓的命。而宗教事业便是萧衍唯一舍得花钱的地方。
梁朝的商税很低,比如一万钱的买卖,卖的人出三百钱,买的人出一百钱,加起来政府只抽头四百钱的税,相当于百分之四的税率。承蒙朝廷如此优惠,当时弃农从商的人便很多,由此梁朝的商业也是异常繁荣。可是到了梁武帝统治中期时,却出了问题,大伙儿发现铜钱越来越少了,做起生意来非常碍手碍脚。在梁朝,铜钱本是商品流通最主要的货币。没了它,妇女们买不了绫罗绸缎,百姓买不了柴米油盐,商人也做不成生意。铜钱没了,朝廷便发了告示:以后做买卖不准用铜钱了,改用铁钱!
这是很可怕的倒退!铜钱之所以能成为硬通货,是它较难仿造,大伙都信任它;而铁钱却很容易模仿。同是一块铁,打成锄头,只能耕地;可只要多花点功夫,在自己家里砸几下,便能铸出一大堆铁钱来,到市场能买到一大堆锄头来,那你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样一来,很多人都义无反顾地涌入了锻造假币的队伍。结果梁朝市场上流通的铁币堆积如山,严重贬值,由此物价暴涨,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那么铜钱跑到哪里去了?难道被某个别有用心的人囤积了,以此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不是的,其实全被萧衍贴到佛的金身上去了。比如,白马寺曾要造一尊无量寿佛,可是用光了四万斤铜,结果连佛的胸口都到不了。没办法,又只得特批了三千斤。而别的小寺庙,造这些佛像用了上万斤铜的比比皆是。而梁朝有多少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四百八是唐朝才子杜牧为琅琅上口写的。实际上,当时的梁朝有寺庙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在天子脚下――建康城就有大寺700余所 。这么多寺庙,要铸多少佛祖铜像,要耗费多少铜钱,可想而知。有些铜钱来不及熔化,还挂在新铸的佛像的衣襟上。
而萧衍还虔诚地自称是“三宝奴”。既然是佛祖的奴隶,当然得给佛祖的现身之所――寺庙捐点赞助。一个人力量有限,得把有钱人都发动起来。如果光靠硬性摊派的索捐,那些百官富豪肯定是不大心甘情愿的。萧衍琢磨出了一个聪明的方法――卖身献佛。他四次放下天子之位,跑到同泰寺里当起了普通的和尚。
第一回,他当和尚的时间很短,只用了四天时间,百官没掏钱。
第二回,有了经验的萧衍琢磨到这是个生财之道,死赖在同泰寺不走。这样一来,天下无主,诸王百官自然急了。而当时的风俗是,和尚返俗和妓女从良都一样,得交一笔赎身费――妓女得交给老鸨,和尚得交给寺院。百官探到的口风是:得交上一亿万,同泰寺的和尚才会放人。大伙西拼东凑,终于凑到了一亿万,然后集体跑到寺院的东门口山呼万岁,呼唤萧衍回来当皇帝。萧衍倒不着急,磨蹭了三次,才答应回宫。
过了十几年,萧衍又犯了当和尚的瘾,百官再次大放血。紧接着,第二年,他又故伎重施,赎身的情形与前几次又如出一辙。而且,他每赎一次,便要郑重其事地更换一次年号,以此纪念。
有了这几笔史上最昂贵的赎身费,同泰寺的和尚自然赚得盆满钵满。在这几场赎身的闹剧中,捐的钱都是从百官诸王的腰包里掏出来的,没有花国库一分一文,也没有耗费百姓的民脂民膏,看似萧衍是很有分寸的,十分爱民的。可那些官员在这里丢失的,他们都会从百姓里加倍刮回来!
中国信佛的皇帝举不胜举,但能达到萧衍这种痴迷境界的却为数不多。对别的皇帝来说,佛祖是拿来利用的;可在萧衍这里,佛祖是自己真心来膜拜的。
南北朝时的三国时代――后三国风云 189
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武帝的冰火两重天
如果只是贪残,如果只是奢侈,梁朝的歌舞升平应该还能继续延续下去。但和贪残、奢侈相伴相随的往往是糜烂、柔弱,梁朝的士族也沾染了这可怕的病菌,这让梁朝的统治坠入到崩溃的边缘。
对于六朝的士族,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以为他们光靠着高贵的出身,一辈子都过着神仙的逍遥日子,平时喝点酒,再吐两口血,吟几句诗,搂搂身旁的小妞,称钱为“阿堵物”,一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潇洒样。
其实,自汉魏以来形成的士族,他们的形象并非一向如此,他们也曾英明神武过,他们不是生来就是堕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