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1-21 09:10:55

形势异常紧迫。

虽然当时全国抗日已大势所趋，但在国内党政界和知识界，仍有一些主和派。

典型的就是所谓“低调俱乐部”，站在台上的是汪精卫。

不过那时候他对究竟是和是战，实际上还是晃来晃去，动摇不定。

宋哲元退出北平那一天，他还发表了演说，题目就叫“最后关头”。

口号还是很响亮的，他说要大家一齐牺牲，就算是国人和土地全部化成灰烬，也不留一点“傀儡种子”，不让日本人得到一点便宜。

可是几天之后，这位仁兄的调子却又变了。

面对日军在华北的迅猛推进和29军的一触即溃，他不要大家“一齐牺牲”了，而是“要说老实话，要负责任”，更具体一点说，就是“不唱高调”。

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当时肯定还不能说出，日军来势实在凶猛，我们打他不过之类的话。

公开场合，他只能婉转，唱不了京剧，唱唱越剧。私下里，他对中日之战一开始就是持悲观态度的。

相对于党政界，知识界也或多或少有些“畏战”情绪。

张伯苓是民国年间著名的教育家，早在“七七事变”以前，他所创办的“南开体系”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框架。可是在天津之战中，他的南开大学校却首当其冲遭了难，所有校舍都被冲进来的日军骑兵焚毁一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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