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李世民得到了报告是这样的：“刘洎探望皇上出来后，逢人便称国家大事不必忧虑，胡说什么只要辅佐幼主，效法伊尹、霍光的榜样就可以了。哪个官员胆敢三心二意，就把他杀了，局势自然稳定。”

就因为这样一句诬告，刘洎下了大狱。

在现在看来，这诬告的水平着实有限，而且一无录音二无旁证，怎么就能顺顺当当地把一位宰相给拉下马来了呢？

据《太宗实录》、《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一致记载，诬告者是褚遂良。

这还不算，据上面三本书记载，刘洎被抓之后一直喊冤，而且声称马周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褚遂良一口咬定确有其事，被叫来作证的马周更是被吓得不敢吭声。于是李世民便认为情况属实，“皇恩浩荡”，留刘洎全尸，赐他自行了断，家属不再追究连带责任。

对此，司马光的观点稍有不同。他在《资治通鉴》里也提到了刘洎之死，但只说是“或谮（有人诬陷）于上”，但并没有具体指出诬告之人。

想那褚遂良也是一代名臣，书法造诣甚高，家世也很显赫（父亲是隋朝高官，与李渊一家都有深厚交情），刘洎当时除了官职以外无一比得上他，褚遂良为何一定要置刘洎于死地呢？

蜗牛以为，一个男人想害死另外一个男人，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A.两人有仇，一方曾经得罪过另一方，因仇而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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