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中央，如同至高无上的神灵，本应该神威莫测，只可远观不可近赏亵玩。

临时中央还在上海时，派几个人单身前往各个苏区，就能不受一点阻碍的掌握苏区领导权，搬到了苏区，却渐渐生出了诸多麻烦，毛泽东得以出头，也是与中央贴近的缘故，设想：假如博古等人在另外的苏区电令这边如何如何，遵义以及后来的一系列使毛泽东向核心迈进的会议，能举行吗？

首先是形象导致中央的领导威信急速下降，接着就是：恰不明世事的博古、凯丰等人没有觉察到这点，见面就发了一堆议论批评四方面军，说四方面军中还有土匪军阀主义残余，不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等等，这无疑也引起了四方面军将土的反感。

张国焘的回忆录中，有一段关于博古的有趣叙述，因为无关政治、军事大局，张国焘没有必要硬生生编造这如同喜剧般的情节，应该可信——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博古首先向张国焘斗争：张国焘有一次在和他个别交谈时，提起一些党内老同志，仍按传统的风格称呼他们的表字，如润之兄，玉阶兄等。满口同志、同志的博古听得刺耳，于是抛开正题，质问张国焘：“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

博古接着指责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气，不够布尔什维克云云。

张国焘一时为之愕然，哭笑不得之余，不得不向他解释一番。博古那里听得进去，进而指责红四方面军将士间没有建立起同志间的亲切友爱关系，表明仍然有军阀观念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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