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萼山剧院门口长久的徘徊之后，我们又开始瞎转。到了人民商场旁边，路边有一条长龙似的小摊，一个年轻的女摊主大约二十二三，吆喝声清脆嘹亮，老远都能听见：随便走来随便看，样样东西都划算，包你满意保质量，你若嫌贵不要钱。那个摊位的人很多，从小喜欢凑热闹的我们也凑到了摊位旁边。只见那个摊主拿起一块电子手表，轻轻用手指一按。那块表立即发出清脆的声音：噔，现在时刻，晚上七点二十三。我们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生以来没见过这么新奇的洋机器零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我们村里能有手表的人那简直是凤毛麟角，太阳就是一天的时间。日出东方该起床，日上三竿吃早餐，日头当顶作午饭，日沉月升是晚餐。我爸爸当时有一块老上海，据说是人家送给他的，他也是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珍藏起来，可能也是我家当时最值钱的家当。我一直对那块表偷窥已久，用心良苦的想得到它来提高我在小伙伴中的身份地位，让他们羡慕我，我也可以借此神气活现一把。可我爸一直不松口，使我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再说那个年代父母是绝对的主宰，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可以和他进行商量或者谈判。经过无数次徒劳的努力之后，我渐渐对那块表心死，不过那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解不开的结。我记得小时候每次临近考试，他总是说你这次考好了就奖励你一块钱，如果考差了门后面的那些棍子是摆在那里的在等你。父母是一直信奉“棍子下面出好人”的这一道理的，就像信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他们把此奉为绝对真理，我想他们是从大农业时候天天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以及他们常在我面前提及的所谓的“老三篇”中一知半解的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虽然我到现在也不真正明白那个所谓的“老三篇”是指的什么东西。这样的软硬兼施我已经习惯了，结果是一半一半。但考好了不一定会给我一块钱，考差了一定会有一顿痛打。因为我和刘毅小学就一直是一个班，我们差不多是轮流坐庄。对我们来说标准很明白：考好了的就是第一，考差了就意味着第二。因此在他们的奖励和痛打之中我逐渐习惯，有许多次我预感到我要考第一我就和他们说，如果这次我考了第一你能不能把那块表奖励给我，当然说这句话是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的，至少你要有接受一顿痛打的心理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我爸向来都很清醒，虽然他一直嗜酒如命，许多时候喝的酩酊大醉。他说如果我考上大学就把那块表给我，这句话一出我就对那块表彻底死心了。因为在我我们那边就根本没有出过大学生，能读完高中的人就屈指可数，我知道的我们村里就只有两三个高中生。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谁家里有那么多钱供孩子读书，一家人一年到头能吃饱穿暖就不错了。如果辛苦一年能给全家老小添置一套新衣服那就足以在村子里感到自豪甚至光宗耀祖了。而且让我现在都一直记忆深刻的是1986年我们家新修房子的时候，一次修四间木房，大概有100多平方米，那年我才6岁上小学一年级。那个给我们修房子的木匠劝我爸爸不要修那么多房子，要送孩子念书上大学。我爸爸调侃地说：我们解家梁这匹梁下面都是石头，上面的土角薄，而且泥色也不好，养不起大学生。所以我对那块老上海早就不得不死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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