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不大，上下不到一百人。按照政策口，分成了经济组、社会组、政法组、文化组等等。按照专业对口原则，我被分到了社会组。虽是这组那组的，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单干。偶尔遇到一些大项目，才会形成比较大的合作小组。平日里，大家就和报社记者似的，各跑各的线，各写各的报告。

我们组的组长老王是资深的党校系统人物，为党“教育”过不少好干部，所以他的气派比上回那个调戏小女孩的还要大。不过他人品还算不错，也就是表面看着有点官僚，内里还是有些慈悲心。他干教育事业二十多年后，突然厌烦了，就调来我们单位，作了我们组的头头。有这样一个头头，虽然在专业上给不了什么指导，但我们组总是能搞到很多内部数据，访谈到很多位子上的人。老王总喜欢在组会上敲着桌子说，“我们的干部都太忙了，没空动脑子，所以我们就是他们的脑子，我们要站在领导的位置考虑问题，协助他们把政策制定好。报告里就不要出现什么复杂的东西了，要照顾一下领导的水平。”

每每说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偷偷的笑。相互嘀咕着，“那些困难户里是不是也包括老王啊。”

组员大多很年轻，清一色名校硕士博士学历，海归也有一两个。但是那海归每次和我们讨论该怎样写报告，总是用他在国外大学里学到写报告八步法来搞一个Framework（框架）。我们便戏称他为乙己——忘了姓啥的孔乙己。他便假装愤怒的还击：“规范，要注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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