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

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

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

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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