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发展使民族主义能压倒人们对宗教和地区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这种对国家的新的忠诚的性质和程度反映在1793年一位年青的雅各宾派士兵给他母亲所写的以下这封信中：

当祖国召唤我们去保卫她时，我们应该冲到她跟前，就象我会冲向一顿美餐一样。我们的生命和才能并不属于我们。

所有一切都属于国家、属于祖国。我确实知道，你和我们村的其他一些居民并不持有这些看法。你和他们都没察觉到遭蹂躏的祖国的呼唤。

但是，我是在良心和思想的自由中给培养出来的，我在灵魂深处始终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虽然我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就我而论，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热爱共和国的原则不仅铭记心头，而且已化入我心中，只要统治天地万物的上帝乐意让我保持这些必不可少的东西，它们将继续留在我心头。

我们前面已提到，对国家的这种息息相关之感从法国传到了邻国。它是通过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自然扩散而传到邻国的，而且，也是作为对法国侵略和统治的一种反应。

民族主义因工业革命而得到进一步促进，因为工业革命凭借其新的大众交流工具，使对公民进行有效的、无所不包的教导成为可能。因而，民族主义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以后又成为ZO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随着19世纪的逝去，民族主义的性质起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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