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主张层面，誓碑内容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如何对待民意。“狱中赐尽”与“市曹刑戮”，对被杀者，都是丧命；对杀人者，都是把人杀了，没有实质不同。这里真正不同的是“狱中”与“市曹”，即秘密的杀与公开的杀，亦即社会公众知道与不知道。也就是说，赵匡胤担心的是街头里巷、道路传言，社会舆论，是民意，担心落下一个欺负了孤儿寡母，还斩尽杀绝、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恶名。远古君主对待民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派人摇着木铎走乡串户、主动征集民意，一类是排出密探侦查、以谤言治罪。敬畏民意，最少不会成为恶人。如果一点也不把民意放在眼里，认为自己的意愿就是民意，甚至认为只有自己的意愿才是民意，街头里巷、道路传言都不是民意，那无论伟大的还是伟小的君主，都可能成为自绝于人民的、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政治技术层面，誓碑内容涉及两个问题：如何对待失败的对手；如何对待不同意见。

赵匡胤对待柴氏后人的办法，与斩尽杀绝相比，与株连九族、株连十族相比，于严刑逼供相比，与游街示众相比，与当街砍头相比，是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是政治技术的进步。

赵匡胤不杀士大夫，在政治技术上是允许犯错误，允许犯错误就是真的允许说话、真的允许说话就是真的允许参政；与“以古非今者族”相比，与“誉敌以恐众心者戮”相比，与此前此后的文字狱相比，更是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更是政治技术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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