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料，如果雕凿成神像，或者刻制成官印把子，显然就不再是普通的木头了，而是成为令人敬畏的权威符号了。官印把子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物，具有不容违抗的动员力、支配力，自不待言；在迷信人世祸福被某种神秘力量所主宰的前现代社会，神像背后的神灵体系其实也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神—人之间也构成特殊的权力关系，神对人的支配与动员能量未必逊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在我家乡一带的乡镇、村庄，每逢神诞，必有乡庙的理事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收取“丁口钱”，用于唱社戏，你说这钱是村民自愿掏的吧，它似乎又带着某种潜在的威慑力，几乎没有一家敢于公然拒绝交钱，即使心底并不那么乐意。事实上，这已经相当接近政府的税收了。而我们知道，征税权正是权力获得确认的核心标志。

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当神像的权力碰上官印把子的权力，会纠缠出怎么样的关系呢。在中国乡土上，庙堂与庙宇并立，仿佛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远非如此。

我们还是从一个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故事讲起吧。晚清学者方浚师所著的笔记《蕉轩随录》收录有这个故事，颇为详尽（下面援引之文字，除另注出处者，均出之方浚师笔记，不赘注）。

顺天府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兴周营有一民妇张李氏，因为丈夫得了痰迷症（即癫痫），请了同乡的李姓婆子（大概是一个民间巫医）来治病，那李婆子用手按摩，并针扎病处，将痰迷症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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