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生认为，李唐国本之所固，正在于由西魏以来的关中本位制度，故此太宗时天下府兵六百余所，关内道独占二百六十多所，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江南岭南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故此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故此欲移唐祚，只能由高层开始方能成功，这也是武后何能以一妇人而制天下、各方叛乱均可轻易扑灭的缘故。然武后自垂统以来，为灭唐兴周而有意破坏关中本位政策，大杀李唐旧臣，开科举提拔寒门，听任甚或破坏均田制和府兵制，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洛阳，均作如是解。至玄宗时，各项旧制已然大坏不可收拾，不得不改易新制，而兵制改革因听信李林甫谗言而走入歧途，以关中为本位的强干弱枝局面不复存在，地方大员始可为患，遂酿成安史之乱，为中国历史别开一新世局。陈先生据此认为，“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这一切的起点，便是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而武氏之立后，实为“吾国中古史上一转折点”（《记唐代李武韦杨之婚姻集团》）。

被列入关陇集团的反对派主要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被列入山东豪杰的主要有李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其领袖人物分别是长孙无忌和李勣了，太宗当日以他们同为辅政大臣，本有平衡之意，而高宗便是得山东集团领袖李勣之助，遂不顾关陇贵胄的反对而悍然行事。陈先生为隋唐史一代宗师，立论高远，气魄宏大，其关中本位制影响很大，原非小辈所能妄断。然陈先生的研究多是从大处着手，并未充分注意到也不可能都注意到每个细节，许多学者因此跟他有过商榷，认为陈先生有关“关陇集团”“山东豪杰”的论述虽然精妙，但无论何事都往这上面一套未免有乱贴标签之嫌。陈先生自己也承认褚遂良和许敬宗论出身及非关陇集团也非山东豪杰，不过党附他人。于志宁虽出身关陇集团，但在立后之争中态度中立，不敢表态。而上表劝谏反对立武氏为后的来济，本为旧隋大将来护儿之子，江都之难中为关陇军事贵族宇文化及所杀的来氏家族唯一幸存者，怎么也算不上关陇集团中人。其劝谏当是出于太宗朝之忠谏遗风，并非为关陇集团利益着想。而长孙无忌打压的政敌之中，同样也有李道宗这样的关陇集团中人。因此，仅以地域出身来解释永徽六年的立后之争，个人以为理由是不太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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