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武后在颁布新律令格式的时候也免不了存有私心，比如她在上元年间的上书建言十二事中提出“父在为母终三年之服”，也就是父亲健在母亲故世，为人子者也应该服三年的丧服，为天下母亲争取和父亲大致平等的待遇。武后当时出此提议大力提倡母权，旨在针对太子弘，也是为今后母夺子位创造舆论。所以虽然理论上无法反驳，高宗也在表面上答应了，但并未真正实行。直到垂拱格式的发布，才正式编入法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武周结束后，时局依然动荡不安，开元年间大臣卢履冰首先发难，认为这仅是则天皇后“权行”之制，有违古训，因“女在室以父为天，出嫁以夫为天”，如同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家里也应该以父为尊，所以父亲健在为母服丧的时间较短，就是为了尊崇父权，“避二尊也”。并三度上表，请正礼法，无须顾念儿女之情，否则“恐后代复有妇夺夫政之败也”。 由此引发百官议政，多年悬而未决。平心而论，卢履冰指武后此议是为夺权称帝而布局并未冤枉武后，然而唐代到底是一个气魄宏大的时代，开元二十年改修五礼，认为武后虽然动机可疑，此令却入情入理，由此正式确定了父在为母齐衰三年的礼仪。[3]人亡并未政废，武后颁布的格律在武周结束后仍然延用下去，继续发挥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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