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历史有两个可以装一切罪恶的垃圾桶，那就是万历皇帝、那就是魏九千岁。总而言之，帝国政府这千疮百孔的现状完全是这两位高人给给折腾出来的。这种幼稚的政治童话；这种官僚的政治宣传；成为后期官僚推卸责任的避难所，成为后世历史学者解释当时历史的法宝。

万历天天不早朝，于是明帝国无可救药；但万历天天早朝，就能阻止帝国贪污、受贿半公开的局面；就能阻止帝国土地兼并、垄断性地租发展的趋势；就能阻止辽东局势的恶化？显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后来崇祯皇帝天天早朝，结局大家也是看到的。

我们固然还可以把这一切归于崇祯的无能。问题是：那些自命本事比天也大的东林党人，他们在面对帝国财政、军事、社会危机之时，真做出过什么有意义、有影响的事吗？显然是一件也没有！他们除了成天指点江山外、说完这个说那个外，实在没有干过一件真的有意义、有影响的事。

魏忠贤掌握权力之前，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已愈演愈烈了；魏忠贤被碎尸成段之后，明帝国经济、军事、社会危机依然愈演愈烈；大明帝国的灭亡，跟着这样一个政治暴发户真有莫大的关联吗？

社会的变迁是众多追求利益的个人、追求利益的群体相互竞争、合作、冲突、汇合形成的合力结果；这种发展方向，绝不是某个人可以改变与决定的；个人力量再大，但在这种合力面前也是渺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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