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要成就霸业，那么就必须要全方位的强盛，政治上需要稳定，经济要繁荣，军事要强大。在管仲看来，齐国首先必须要保持政府的稳定，避免再度陷入权臣弑君的恶性循环之中。维持政府稳定，则需“尊君”以压制士族贵族，春秋时代，继承宗法封建社会之余风，君主并非专制，与是与贵族分权而治，此为弑君潮流之内在原因。

管仲是加强君主专制权力的倡导者，他认为“安国在乎尊君”，因为“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专制权力，无法令国家法令得以执行，“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君主之所操也。”

这里必须注意一点是，管仲之所以强调君主专制，并非为讨得齐桓公的欢心，而是认为这是平息国内纷争祸乱、使国家走向强大的途径。从本质上说，管仲是一位国家主义者，他强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愚忠之徒，在公子纠死后，召忽选择自杀时，管仲说：“夷吾（管仲之名）之为君臣，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破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这这些话中可知，管仲乃是爱国主义者，而非忠君主义者。

管仲在强调君权之同时，也大力提倡顺从民意，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安存之。民恶绝灭，我生育之。”在另一个场合里，他对齐桓公说；“丹青在山，民知而进取之；美珠在渊，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过为，民无过命，民之观也察矣，不可遁逃。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当民之毁誉也，则莫归问于家矣，故先王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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