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由衷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主办这个会，感谢系主任 Laurel Rasplica Rodd 教授、Madeline Spring 教授的支持，感谢研究生院副院长 Dean Rodney Taylor 代表科罗拉多大学所致的欢迎辞和大学图书馆馆长 Dean James Williams 的欢迎辞，以及他们所作的各种协助。还要特别感谢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和刘再复教授，以及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位秘书。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出席这个研讨会，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他们两位匆匆赶来，一位在会前跌倒，一位在路上扭伤了脚，虽都是小伤，我还是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尽快痊愈。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中国大陆曾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做“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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