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是贬低劳动价值论的实际地位,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以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论没有什么区别,并将二者混为一谈。如熊彼特说:“就纯粹理论而言,必须把马克思看作是一个‘古典’的经济学家,更确切地说,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成员。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我恐怕他是从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理论的。……马克思在实质上接受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并用李嘉图的论据来为之辩护。”(注: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19页。)而且他更进一步认为,“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是一种劳动数量理论,(他认为李嘉图的交换价值理论就是劳动数量理论——作者注)而且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在李嘉图和马克思之间像T·汤普森这样的踏脚石,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也许是最为彻底的劳动数量理论。我们首先得到的印象是,马克思的论证和李嘉图的论证十分相似。”(注: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35页。)他的结论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的区别仅仅是“用语、演绎方法和社会学涵义方面”,“但在核心定理方面区别是没有的”。他主张用边际效用论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使价值理论成为他的理论结构的基石,这和他同时代和较晚的理论家们的做法是一致的,他的价值理论是李嘉图式的价值理论。”(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2-33页。)罗尔认为,“劳动价值学说只不过是在充分竞争之下,静止平衡的极为特殊条件下的最为原始的价值学说”,劳动价值学说的“基本论点的提法应归功于斯密和李嘉图。随着马克思的‘重新发现’这些提法而来的热情也许是自动启蒙的一种典型经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看来比起150年前斯密所讲的学说,讲的既不多,也没有讲完善。”(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二是认为劳动价值论过时或认为劳动价值论无用。如熊彼特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在他看来:“第一,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条件下,它完全不起作用,第二,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从来不曾顺利地起作用,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而且一切劳动都是同一性质的。如果这二个条件中的哪一个不能得到满足,就得引入额外的假定。而分析的困难就会立刻增加到无可收拾的程度。”因此,他认为边际效用论比劳动价值论更“优越”、“更具有普遍性”:“一方面,它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同样适用于除劳动之外有其他生产要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4页。)劳动价值论问世以来,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这样的条件下西方学者就提出了知识和技术创造价值的问题,并以此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伯尔梅斯在1968年出版的《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中说:由于技术和科学成了主要的生产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的应用前提便从此告吹了”,“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越来越变得不重要了”,“要计算科学研究中的资金投资总额以及在不合格的(简单的)劳动力价值基础上的发展,再也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了”(注:参见陈征等著:《评介部分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成立:一是在斯密的早期原始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土地大量过剩以致被闲置起来,生产方法也很原始,从而资本和土地都不构成影响和决定交换的因素,因而也不存在利息和地租。对每个商品交换者来说,两种交换的商品中体现的劳动之比就成了他在交换中遵循的唯一标准。二是在各行业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他认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中,使用土地要交纳租金、借用资本须偿付利息、作为企业家要得到利润,这时平均利润将形成。这一结果使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受到动摇,他说: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如果资本有机构成不一致,价值就无法决定(注:参见胡代光等主编:《评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三是贬低劳动价值论的作用或认为劳动价值论有害。罗尔宣称:劳动价值论“是以精细的虚构哲学的外衣出现”,“我们将看到,作为经济分析工具它是没有用处的。对于马克思说来其真正目的是作为他的剥削学说的基础。”(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他认为:“经济科学必须长期专心研究决定价格的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一些全然是非常有价值的分析工具),然后才能有效地再去研究整个经济平衡方面的更为巨大的问题。”(注: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87、287、260、287-288页。)琼·罗宾逊攻击劳动价值论是“简单的教条主义”,说:“价值理论不能够答复实际中的问题,是纯粹的神秘化。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不愿摆脱神秘化呢?因为劳动价值学说不再是理论,而变成了教条。”(注:琼·罗宾逊:《经济学论文集》,伦敦1956年版,第149页。)曼德尔主张用价格取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价值论引起很多混乱和争论。当然,如果我们从《资本论》第一卷的简单的教条主义到第三卷的错综的叙述,来探索马克思内心的艰苦挣扎过程,看来是困难的。但是,倘若我们从第三卷的要害部分开始,那么一路上就会省力得多”。(注: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卷,商务印书馆,第11页。)萨缪尔森也说,“甚至在一个最完美的社会中,劳动价值论的最简单的形式会导致劳动和非劳动资源的不正确的和缺乏效率的使用”(注: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著:《经济学》第12版下册,第1150页。)。四是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有矛盾而否定劳动价值论。19世纪90年代,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不久,奥地利著名的边际主义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就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一文,他写道:“在《资本论》第一卷坚持并极力强调,所有的价值都以劳动为基础,而且仅仅以劳动为基础。商品的一切价值都同生产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些命题是直接和唯一地从商品的内在交换关系归纳和提炼出来的。我们被引导到‘从交换价值和交换关系开始,以便探察隐蔽在其中的价值’……而现在,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我们却被明确地、冷冰冰地告知,务必不能而且从来不能依据《资本论》第一卷的教导进行交换,个别商品按照不同于在其中所体现的劳动的比例同其他商品交换,而且这不是偶然的和暂时的,而是必须的和长久的。……我感到困惑,在这里我没有看到对一种矛盾的解释和调节,而是赤裸裸的矛盾本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同第三卷的矛盾。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理论不能同价值理论相一致。”(注: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英文版),第20-30页。)
赞同论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具有巨大的活力。加尔布雷斯认为:“若是马克思在大多数问题上是错误的话,他的影响将很快就烟消云散了。那些把他们的注意力贯注在指出他的错误的数以千计的人们,早已会把他们的注意力移到别处去了。但在许多问题上,他显然是对的,尤其是关联到他的时代时是如此。”(注:加尔布雷斯:《丰裕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2页。)比利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家家厄内斯特·曼德尔精辟地论述了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分析和实际经济问题分析中的重要意义:“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150年来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没有劳动价值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理论便不能自圆其说,经济危机便不能有首尾一贯的理论。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无法理解价格的长远趋势。价格的长远趋势归根还是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须的劳动量的变化。生产价格论即‘生产成本论’,如果离开了劳动价值论,便变成了单纯的经验主义,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计算,利润率的平均促成了先前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其规模需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明。一旦放弃了这个标准,放弃了生产价格的总和必定等于价值总和这一观点,那么,就只好从供求的波动来推论利润的总量了。尽管推论得头头是道,价格却只在虚空中摆动,因为它失掉了预先确定的固定的轴心。……在科学领域内,任何不考虑根本理论性问题终究是要吃亏的。这里已经充分证明了坚持劳动价值论,坚持构成一个整体的完整的经济学说的‘益处’。”(注: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册,商务印书馆,第353-354页。)斯威齐也认为:“人们禁不住要进一步承认,从形式上看,即使在分析整个制度动态时,也可能把价值计算省去。但一个强有力的理由使人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全部社会产品的一部分被社会中拥有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人所侵吞,这不是一个伦理的判断,而是对实际存在于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经济关系的一种描绘方法。它的最清晰的理论表述方式,就是剩余价值理论。只要我们保留价值计算,那么,对于利润作为全社会劳动产品的一种扣除的来源与性质,就不会含糊不清了。把货币范畴转化为社会范畴,也就大为便利。总之,价值计算使人们可能透过货币和商品的表面现象,看出在它下面的人与人之间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注: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英文版),第122页。)即使反对他的人也非常佩服马克思的博学和分析方法,熊彼特就说过:“作为经济理论家,马克思首先是十分博学的人”,“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归因于他在理论分析技术上缺乏训练和知识。他是求知若渴的读者,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漏掉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他读什么消化什么,悉心研究每件事情和每种议论,具有热情,深入细节,这对习惯于着眼在整个文化和长期发展的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注: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页。)伊藤诚也指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把他的劳动价值论和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系统地区分开来了。”(注:伊藤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西方也有经济学家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分为一般约劳动价值论和特殊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最深刻的见解以其最一般的形式表达的话就是,价值作为一种社会范围的现象,是用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来表示的(每一种有它的价格),价值只有存在着阶级冲突的社会环境中才会出现。如果存在着商品,如果物品具有交换价值,那么也必然存在被剥削的劳动,从而,至少存在着潜在的阶级冲突。通过市场是不可能实现‘和谐’的,因为价值和商品交换,从而阶级冲突是市场的前提条件。让我们把这个一般的学说称为一般的劳动价值论。”(注:爱德华·内尔:《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资本》,收于丹尼尔·贝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9页。)“劳动价值论的一个较特殊的理论认为,一种商品的一个单位的价值是直接和间接地体现在商品中的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我们称它为特殊劳动价值论。”(注:爱德华·内尔:《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资本》,收于丹尼尔·贝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44页。)内尔提出要“废弃特殊劳动价值论”,并且自认为“通过抛弃特殊劳动价值论而保留一般劳动价值论对于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有巨大好处”(注:爱德华·内尔:《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与资本》,收于丹尼尔·贝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一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50页。)。
二、关于价值创造的各种观点
(一)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只有价格才是现实的,但价格并不能单独地按照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从而并不能按照马克思的从价值分析开始的论证方法来解释,认为“《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产业间价值的分析所作的说明字句,对于我本人的理论是不必要的,只能令人困惑,最好放弃它”(注:萨缪尔森:《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理解问题》,载于“Jou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1年6月号。)。他主张用生产费用论来代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他在《经济学》一书中专门写了一个“劳动价值论的终结”一节,认为:“无论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在依靠市场起作用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都不能单独地按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不考虑爱好和需求的型式以及它们对稀缺的非劳动的生产要素的影响。”“劳动是唯一的属于人类的生产要素并且能流汗、欢笑、啼哭和祈祷。确实如此。然而,即使泥土不能出汗或啼哭,它还是有助于马铃薯的生长,而当它处于稀缺状态时,良好的社会必须以最经济的方式利用它。”(注: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33页。)土地也创造价值,“获得报酬的是土地的生产能力”(注: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55页。)。他还说,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进“时间”的因素,“在现实的世界里,时间就是黄金,利息率并不等于零”(注:萨缪尔森:《马克思剥削概念的理解问题》,载于“Jou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1年6月号。)
(二)知识和技术创造价值论。英国的卡特勒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与今天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声称:直接劳动者现在已经不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美国的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中称:“由于电子计算机时代,技术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马克思阐述的价值观念也要改变”,“过去是劳动创造价值,现在是知识、技术创造价值”。西方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初期,必须被新的知识价值论取代。”(注: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里夫金也认为:“文明从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劳动的概念而构成的。现在人类在其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将人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完全抹去。智能机器正在无数的工作岗位上代替人的劳动,迫使成百万的蓝领和白领工人加入失业者的行列。”(注:里夫金:《技术的两面性》,载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8年第10期。)而美国经济学家柯里则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创造,即使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点依然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知识和信息的数量、质量、密度以及在生产经营中所占的份量和作用(注:参见陈征等著:《评介部分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三)机器创造价值论。马特列认为,既然资本能够生产价值,作为不变资本的机器自然也能生产价值;在现今工业机器的大生产时代,机器对于商品的价值形成关系很大(注: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1983年第4期,第229页。)。美国的路易斯·凯尔索和莫铁麦·杰阿德在其合著的《资本家宣言》中说:“既然劳动价值论是虚幻的,资本和劳动一样都是财富的生产者,那么,一切从劳动价值论引伸出来的结论,就完全没有根据。”(注:路易斯·凯尔索和莫铁麦·杰阿德:《资本家宣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