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H体系”对于货币经济的分析不是典型的新古典主义模型。对于新古典主义货币理论而言，关键问题是为货币理论提供微观基础，以便与一般均衡和个体最优化相一致。对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必须准确地详细说明每一个个体的偏好和各自的约束条件。事实上，这一体系的关键人物法马“不被看作一个主流新古典主义者”（胡佛，1988，中译本第125页）。在法马（1980）的分析中，采取了回避上述难题的方法，仅仅依赖于那些不考虑具体偏好或预算约束的理性行为人的论点。法马主张取消货币，从而货币理论也自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现代金融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他的思想成为金和普洛瑟（1986）的真实经济模型的先驱。

主流新古典主义的货币理论分析的研究路径是沿着希克斯（1935）的观点，即只有在经济学家明确而详细地说明那些值得简化的“摩擦”时，货币才能够被结合到瓦尔拉斯的价值理论中。这些规范的新古典货币模型，是由萨金特、华莱士、布赖恩特和卢卡斯分别发展的交迭世代模型和具有金融约束的模型。

新古典主义的迭代模型来自于萨缪尔森（1958）的“纯粹消费信贷模型” （萨金特和华莱士，1973、1984；布赖恩特和华莱士，1979、1984；华莱士，1980、1983；麦卡勒姆，1983，等）。萨金特、华莱士等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这一模型为货币理论开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出发点，因为货币需求是作为理性的个体最优化决策的结果而内在产生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的简单OG模型是具有一个唯一的稳定货币均衡和一个无限数量的不稳定货币均衡，其中随着通货膨胀的加速，货币的价值下降至零。这个模型虽然赋予了货币作为代际转移机制的作用，但货币的这个作用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货币，消费仍能够继续进行，因而不能作为货币理论的适当基础。一旦引入资本品、对消费信贷模型进行拓展的情形下，由于货币没有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在不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理性的经济行为人更愿意持有可以产生最大收益率的资产，而不会持有货币。也就是说，当货币受到一个完全生产性资本资产的收益率的支配时，不存在货币均衡（对简单OG模型的批评可参见托宾，1980）。华莱士和布赖恩特沿着解释希克斯的“共存性”问题的思路，发展了一个法律限制的OG模型，即把附有利息的无风险政府债券和不付息的法定货币的共存原因归结为法律限制和政府管制。这样就在货币收益率和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钉入了一个使两者分离的锲子，它允许银行有一个大于边际经营成本的差额。在华莱士和布赖恩特的模型里，由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因此在具有不同消费者（即富人和穷人）的情况下，对政府债券的中介作用进行限制的情况下，某些人比如穷人持有债券受到限制，而富人不受其影响，从而可以解释货币和生息资产的共存性问题（对法定限制的OG模型的批评可参见胡佛，1988，第169、170页）。

“新货币经济学”发展的第三条路径是卢卡斯（1980、1984）发展、结合了克洛尔（1967）“货币先行约束”的高度技术化的金融约束模型，在这类模型中，可以对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进行明确的说明[87]。同迭代模型一样，使用金融约束的模型通常被区分为几个分离的时期，从而所谓的金融约束，仅仅表明：在某一时期内的购买受到在这个时期开始时得到的货币的限制；在某一时期中由于出售劳动或商品得到的货币，在下一个时期开始之前不能够被花费。在金融约束的简单模型中，货币是基本的；在更复杂的模型中金融约束仅适用于有限几类物品（在卢卡斯和斯托奇（1983、1987）的模型中，金融约束只适用于“现金商品（cash goods）”）。与迭代模型（交迭的有限生命周期）不同，卢卡斯假设经济行为人具有无限的生命周期，并且能够在不同的无限时期中作出一致的计划。在具有金融约束的“迭代模型”中，货币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得到了较好证明。在卢卡斯（ 1980a ）的简单模型中，当存在许多种商品时，有可能描述出一个随机均衡的特征。他假设，相对价格是不变的，商品需求服从于随机扰动，从而可能导出某些结果，其中的一个随机地类似于货币中性的数量方程。在卢卡斯（1984）通过金融约束的办法把货币引入金融模型，其中进行交易的不仅有许多物品，而且有许多种类的具有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资产。卢卡斯推导出的结论包括：关于税收和债券融资之间的所谓“李嘉图等价”在货币经济中不能成立；而作为现代金融理论基础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在货币经济中是有生命力的。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88]的出现是对70年代卢卡斯所阐述的凯恩斯主义的内在理论危机做出的反应，即通过重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建立一个将工资和价格刚性化的总供给理论，从而弥补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的理论缺陷和不一致。面对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批评，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修正了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菲利普斯曲线，以考虑到通货膨胀预期和供给冲击两方面的影响（参见戈登，1972、1975；费尔普斯，1968、1972、1978；布林德，1979），从而将货币主义的影响吸收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80年代中期开始，新凯恩斯主义者主要关心“以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为基础探索严密可信的工资和（或）价格粘性模型”（戈登，1990），着眼消除新古典—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供给方面的理论缺陷（参见斯诺登和文，1994）。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成员包括：哈佛大学的N.曼丘和L.萨默斯，麻省理工学院的O.布兰查德和S.费希尔，哥伦比亚大学的B.格林沃德和E.费尔普斯，普林斯顿大学的B.伯南克和L.鲍尔，伯克利加州大学的J.阿克洛夫、J.耶伦和D.罗默，斯坦福大学的J.斯蒂格利茨、L.霍尔和J.泰勒，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的A.林德贝克等[89]。

一、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基本特征

曼丘和罗默（1991）提出可以从各种理论对下面两个问题的回答来定义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一是该理论是否违反“古典两分法”，即货币是否是非中性的？

二是该理论是否认为经济中的真实市场不完全性对于理解经济波动至关重要？

在主流经济学里，只有新凯恩斯主义对上述两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而新古典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则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非中性来自粘性价格，而价格的这种行为可用市场不完全性来解释；70年代的非均衡凯恩斯主义模型（参见巴罗和格罗斯曼，1976）在瓦尔拉斯体系上强加了工资和价格刚性；正统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模型则并不认为对价格刚性的解释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他们而言，经验证据远比理论的纯粹性重要（参见莱德勒，1992b）。

虽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参见斯诺登、文和温纳齐克，1994，中译本第351页），但新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各种“不完全性”，包括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市场、异质劳动和不对称信息等；与此相对应，新凯恩斯主义的“真实”宏观世界的特征是协调失灵和宏观经济的外部性。

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共同特征在于强调市场不会持续出清，即价格不能足够快地调整以出清市场，因此，需求和（或）供给冲击将导致经济中产量和就业的巨大的真实效应：产量和就业对其均衡值的偏离可能是巨大而长久的，而且这种偏离对经济福利有害。正如戈登（1993）所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出现的原因就在于衰退和萧条期间工人和厂商的不幸。工人和厂商们的行为不象是在自愿选择削减产量和劳动时间”。而新凯恩斯主义和正统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关键区别在于，后者倾向于假定一个固定的名义工资；新凯恩斯主义则试图为解释工资和价格粘性现象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微观基础。托宾（1993）坚决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需要“主张或要求”名义和（或）价格刚性。托宾认为，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完全有可能加重衰退，他支持凯恩斯（1936）的直觉——在总需求冲击面前，名义工资刚性将是一个稳定因素；他认为凯恩斯以工人对相对工资的关注为基础对名义工资刚性的解释在“理论上无可挑剔、在经验上也现实”。这是因为任何工人团体都把名义工资的削减看作是其真实工资的相对下降，这种削减将遭到理性的工人的反对。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名义刚性是如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参见罗特姆伯格，1987）。因此在其构筑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中，继续保留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行为人最大化原则的假设，即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和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同时引入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对于定价行为的看法：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的观点相反，新凯恩斯主义认为企业是“制定价格的垄断竞争”企业，而不是完全竞争企业。

二、 名义刚性与货币非中性

在新凯恩斯主义的各种文献中，对货币非中性（真实效应）的解释有依赖于“刚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对刚性的解释，可以区分为对名义刚性的解释和对真实刚性的解释。所谓名义刚性，是指在出现名义需求扰动时，如果某种因素使得名义价格水平变化的比例不同于名义需求变动的比例；所谓真实刚性，是指如果某种因素阻止了真实工资的调整，或存在着一种工资相对于另一种工资或一种价格对于另一种价格的粘性（参见戈登，1993；斯诺登等，1994）。下面的分析首先从名义工资刚性开始，阐明新凯恩斯主义者如何加固其理论结构以反对新古典经济家的攻击和货币中性的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