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作为与新古典综合派相竞争的主要的新古典理论，是提出“理性预期革命”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在理性预期、持续市场出清和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假说基础上，主张以个体最优化为行为目标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上建立宏观经济学。值得强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货币主义一样，决不是简单恢复早期的新古典理论和货币数量论，它同样吸收了凯恩斯理论的一些因素。一个例子是，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分析中占支配地位方法是，都强调了总需求是经济波动的原动力，直到80年代中期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提出，才开始强调供给方面的解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主要是卢卡斯的成就）对反击主流凯恩斯主义关于总量不稳定的非均衡解释在理论上十分成功。总供给依赖于相对价格的解释是新古典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中心环节（卢卡斯，1975、1977）。在新古典“货币失察”模型中，影响整个经济的未预见到的总需求冲击（主要是没有预见到的货币供给变化）引起价格预期误差（理性地形成）并导致产量和就业偏离其长期（完全信息）均衡（自然）水平。这些误差被认为是由拥有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的工人和厂商所引起的，他们错误地把一般价格变化当作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改变劳动和产品供给；但这只是暂时的，一旦经济行为人意识到相对价格并没有变化，产量和就业就会回到它们长期均衡（自然）水平。因此，“理性预期”命题对于对于建立一种新的新古典逻辑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当新的因素（不完全或不完整信息）加入到早期新古典模型中，其逻辑矛盾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不确定性，即不能用确定的因果关系模型来表述，因而基于不确定信息下人们的行为是难以建立逻辑分析体系的（因为在瓦尔拉斯一般竞争均衡体系中，拍卖商的存在排除了任何价格向量下供求的不一致，或者说信息是完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正是把这些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处理而恢复新古典理论的概念。这种做法对于澄清新古典综合派理论的逻辑错误是有用的，但这种把凯恩斯所提出的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而把失业归之于外生扰动因素的作用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使其对失业的解释成为没有原因的解释。

与引入非均衡概念建立新古典宏观分析体系来解释经济波动相并行的另一种路径是沿着新古典增长模型。由拉姆赛（Ramsay，1928）和索洛（1956）创立并发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通过引入技术进步，把新古典的实物生产函数引入对实际经验的解释，并讨论实物的储蓄、投资、时间偏好和产出增长。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有三个关键假设构成：生产函数中劳动和资本可以相互替换；产出增长的一个确定比率来源于每期投资；劳动供给可以按照外生确定的一个比率增长。索洛证明，这样的一个经济将收敛于一个稳定状态的路径，产出、资本积累以及劳动的有效供给均按同一比率增长。需要强调的是新古典增长模型是一个无货币的经济模型[97]，在该模型中，商品交换以及其他的交易的完成都是在没有交易媒介的条件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经济中没有货币这种能便利交易的工具；另外，新古典模型中也不包含象货币一样名义收益率为零的资产。

拉姆赛—索洛模型为现代（20世纪70年代后）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70年代宏观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现象研究的重新关注集中在经济时间序列的统计性质的分析上，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是将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从周期中分离出来，其方法是设想经济沿着由索洛（1956）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描述的反映潜在的趋势增长率的轨迹演进。这个方法假设GNP的长期趋势分量是平滑的，同时围绕趋势的短期波动主要是由需求冲击决定。这种方法同时被主流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周期理论）所采用，一直到80年代早期。在它们的需求冲击模型中，都把产出对趋势的偏离解释为暂时现象。所不同的是，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偏离是剧烈的而且持续较长时间，因此有理由采取矫正行动；而货币主义，特别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由于确信市场力量具有保持均衡的能力，因此否认对积极的稳定政策的需要。

纳尔逊和普洛瑟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上述传统研究方法和观点提出了挑战。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对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研究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将货币扰动作为纯粹的暂时波动根源的宏观经济模型可能从来都不会成功解释产量‘漂移（drift）’的大部分，由真实因素造成的随机变动是任何宏观经济波动模型的一个核心部分。”纳尔逊和普洛瑟的发现对于新古典经济周期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含义：如果技术变动引起的对生产率增长的冲击是经常性的并且是随机的，那么具有漂移的随机游走情形的产量轨迹将表现出类似经济周期的特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观察到的GNP波动是产量的自然趋势率的波动，而不是对平滑的必然趋势的偏离。也就是说，表面上象是围绕着平滑趋势的产量波动，事实上是由一系列的持久冲击引起的趋势自身的波动，每一次持久的生产力冲击决定一个新的增长轨迹。纳尔逊和普洛瑟的研究结果表明，决定趋势的经济力量和造成波动的力量没有区别。既然在增长过程中和经济周期之间存在着重要的相互作用，那么根据索洛的研究成果将增长理论从波动分析中分离出来的传统做法是不合逻辑的。由此，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家通过消除趋势和周期的区别，开始整合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周期（波动）理论（参见金等， 1988a 、1988b；普洛瑟，1989）。另一方面，根据货币中性假设，在新古典世界中的GNP的持久变动不可能是货币冲击的结果，因此造成不稳定的主要力量一定是真实冲击，由此，纳尔逊和普洛瑟（1982）认为他们发现在经济周期分析中货币理论已变得不重要了。正如古利（Cooley）所指出的，在索洛的模型基础上，若考虑到家庭是从最大化其终生效用出发选择储蓄率，并以此替换索洛模型中储蓄不变率假设，索洛模型为经济周期的动态随机模型奠定了基础。在这个修正模型中，生产力冲击或其他真实因素的扰动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能够通过一系列传导因素影响资本积累，并进而影响产出和储蓄行为，在一些细节上与真实经济周期非常相近（参见古利，1995）。

早期新古典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之一的巴罗也认为，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对解释货币非中性的强调是弄错了方向，因为早期“新古典方法并没有很好解释货币在经济波动中的重要作用”，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代表着“真正的进步”（巴罗，1984）。随着真实经济周期模型逐步取代货币经济周期模型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内的主流地位，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倡导者如卢卡斯和巴罗，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为经济增长分析建立更加一致的微观基础上[98]（参见P. 罗默，1986；卢卡斯，1988、1993；巴罗，1991）。卢卡斯认为，至少从1945年以来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水平上来看，经济周期已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依据他的观点，如果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设计更复杂的稳定政策以消除经济周期风险的残差量，而是提高生活标准，那么理解经济增长过程就是远为重要（参见卢卡斯，1987，第30-31页）。

由此，“新古典研究传统”彻底替代了“凯恩斯研究传统”，即新古典的实物的相对价格分析替代了凯恩斯经济学的总量的货币经济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主流经济学的争论分别以新古典真实均衡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代表。前者秉承新古典研究传统，强调自由市场体系各经济行为人的最优化力量，把作为凯恩斯经济学核心的货币特性彻底摒弃于新古典一般均衡分析体系之外，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死亡了”[99]；后者试图通过发展从最优化行为中产生的并强调某种成分的工资和价格刚性的粘性价格预期模型，来复兴凯恩斯主义，“相信理解经济波动不仅需要研究一般均衡的复杂性，而且应该注意大范围内市场失灵的可能性”（曼丘，1989）。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与70年代吸收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幻觉”、“自然率假说”和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它还能适应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做法一脉相承，从而表明失业来自于刚性工资和价格、来自于不完全或不完整的信息，以及不完全合同和各种不确定性。在新凯恩斯主义教科书中（例如，霍尔和泰勒，1986），上述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及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即所谓经验证据）综合起来，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建立起宏观经济学体系，这一体系中凯恩斯的货币经济的特征和有效需求原理被彻底抛弃。

日期：2008-10-30 14:50:28

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

按照哈考特（1987）的定义，后凯恩斯主义指一组强烈反对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和正统凯恩斯主义的IS-LM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并努力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可供选择的“多种研究方法”而联合在一起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但它 “不是一个紧密的团体”（艾克纳，1979），实际上还是一个相当“异质的组合”（哈考特，1982），仅仅由于它们都具有向正统挑战的愿望而被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观点可以追溯到其创始人的贡献，即凯恩斯的货币观点、卡莱茨基的真实分析、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影响，尤其是马歇尔对凯恩斯的影响，以及贯穿于卡莱茨基和斯拉法著作中的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观点（参见斯诺登等，1994，中译本第444页）。

大致说来，后凯恩斯主义的“多种研究方法”或分支[60]，主要包括：（1）后凯恩斯货币学派，由于其成员主要分布在美国，也称作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它侧重马歇尔短期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以及凯恩斯的货币理论，如温特劳布、戴维森、明斯基、克雷格尔、摩尔、奇克和S. 道、R. 罗西姆等，卡尔多是个例外，他在货币理论上持有相似的观点；（2）新李嘉图主义，也被称为“剩余学派”或斯拉法主义，它侧重马克思、斯拉法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以及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盖尔加尼（1978、1979）、巴拉德瓦杰（1978，1983）、伊特韦尔（1979、1983）、米尔盖特（1982、1983）、帕西内蒂（1962、1974、1981），以及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等；（3）后卡莱茨基学派，它侧重马克思再生产原理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原理，如琼.罗宾逊、索耶等。另一方面，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包括老一辈经济学家汤申德（1937）以及沙克尔[61]等，也被称为“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而罗宾逊以及新李嘉图主义者等参与“剑桥资本争论”的经济学家，也被称为“新剑桥学派”。一般认为，除凯恩斯之外，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是罗宾逊、卡尔多和卡莱茨基；而第二代后凯恩斯主义者的杰出代表主要有明斯基、戴维森、克雷格尔和哈考特等。

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强调历史时间、不确定性和内生货币。但在它的演化和发展中，特别是与主流经济学的竞争中，后凯恩斯主义没有显示出必要的内在一致性、综合性和强劲性。其分歧的一个主要来源基于原教旨凯恩斯主义和剩余学派的重要不同（参见达特和阿马德奥，1990）。

对《通论》的释义

后凯恩斯主义者，特别是美国后凯恩斯主义者或原教旨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凯恩斯革命的精髓在于《通论》的第12章和第17章，以及他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就业一般理论》（ 1937c ）。他们强调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生产的货币理论。奇克（1978）曾简明地阐述了后凯恩斯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论》代表着一个生产经济模型，它使用货币，在时间中穿行，受到不确定性和出错的可能性约束。”

一、不确定性和历史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