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将考察马克思是如何一步一步揭示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表现形式，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这两者又同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两重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相对应。但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与生俱来的，是它本身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态则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也就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通过由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显然，这个货币与实物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它是联系到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无关的价值形式。马克思认为，变成货币的商品在进入流通之前已具有价值，这个价值是由生产货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成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在这里，商品是单纯作为商品而出现，而货币是单纯作为货币而出现，但货币的这种独立的价值形式（货币是在商品流通之外被积累的，而且货币也是整个商品流通的经济形式发展的最后产物），就成为“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167页）。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即货币是用于为了贵卖而买时，它就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把它化成公式时写道：“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总公式。”[105]（同上，中译本第177页）“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G′”。这种流通形态成为资本流通的一般形态。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转化在这里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马克思，1867，中译本第4章）。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ΔG）[106]，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了“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斯威齐，1942，第4章）。也正因为货币增殖（ΔG）的出现，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成为了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在这里，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运转的动力。因此，货币与资本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就象连体兄弟一样影形不离。换句话说，货币的普遍性使得一切不同的劳动活动彼此发生联系，而且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所有的统计资料都是按厂商以货币为基础的成本—收益计算得到的，厂商的行为目标和行为基础都是以取得货币增殖为导向的，是为了追求货币利润的最大化。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将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资本理论联系在一起。在讨论劳动价值论时，马克思把货币的本质视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并强调了只有货币才能表示劳动时间的价值，即货币是具体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衡量标准。当只有货币能够作为价值尺度来计量价值总量时，它将与只具有相对价格意义的一般商品相区别。而马克思这样表述货币的性质正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所有的商品，作为价值，是具体化的人类劳动，所以它们本身是可以衡量的，它们的价值可以共同的用一种同样的特殊商品为衡量标准，并且这种商品可以被折合为它们的价值的共同标准，就是折合为货币。货币，作为价值的计量标准，是内在于商品价值的衡量的必要的表现形式，就是劳动时间”（马克思，1893）。可见，在马克思经济学中，货币和劳动力分别作为一种商品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货币，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存在；没有工资劳动，就没有货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讲是一种“货币经济”。

这里特别强调“资本”的概念问题。在新古典理论中，资本被作为一种与劳动并列的生产因素。仅就技术关系来讲，奥地利学派把资本作为一种时间（即迂回生产）是更为恰当的，因为资本品是劳动生产的，当资本品被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是因为所假设的分析的时期小于生产周期。只要把分析的时期延长，资本品存量将转化为劳动流量。这样，资本品在某种意义上讲只是“过去的劳动”。当然，这并不妨碍为了某种分析的需要而划分出资本品存量和劳动流量，比如，从技术关系的角度讲，如果存在着技术进步，这种存量和流量的划分就是有意义的。但马克思经济学与新古典理论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把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或考虑存量与流量的时期划分上，而是在于现实中的资本（资本品）的价值（相对价格）是不是仅仅由技术关系所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和采用雇佣劳动的形式，资本就不是一种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即资本是一笔对货币工资的预付，资本家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也只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的劳动的工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当采用这样一种资本概念，价值（总量）和分配的决定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资源配置也不仅仅是由技术关系所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利润和利润率。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核心所在，即通过定义价值由抽象的劳动时间所决定和假设劳动力的价值小于劳动时间而得出剩余价值理论，由此表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性质，相对价格、分配、再生产以及资源配置问题都与这种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有关。

第五节马克思的宏观分析体系

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起他的理论体系，即完全排除技术关系的“货币经济宏观模型”，其核心是有效需求问题。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和利润率下降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性质。

关于马克思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间之间有较大的分歧，认为在《资本论》中包含着两类不同的彼此难以调和的危机理论，即所谓的“资本生产过剩理论”和“商品生产过剩理论”。虽然在危机期间，资本和商品一般都是过剩是，但对于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上述两种理论在逻辑上是相互对立的。按照“资本生产过剩理论”（如曼德尔、伊藤.诚、J.格罗斯曼等），市场上的商品过剩和剩余价值实现的困难是由于过度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利润率下降的结果。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三节，马克思试图说明由于“资本。按照劳动人口比例的绝对生产过剩”而引起“一般利润率的突然急剧下降”带来周期性危机。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资本积累理论、第三卷阐述的信用理论中，马克思遵循这一思路尝试建立经济周期理论。与此相对照，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中，马克思（1893）指出“各部门生产的不平衡”以及与生产力发展相反的“群众的有限消费”乃是危机的最终原因和根源（中译本参见《全集》第25卷，1974，第547-548页）。他在这些地方考虑到危机来自或者由于生产部门之间的不平衡（例如布哈林、希法亭等持有这种观点），或者来自群众有限消费而引起的超过需求的商品生产过剩（例如卢森堡、斯威齐等持有这种观点）。资本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被看作是这个过程的结果。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五章第一节，马克思从剩余价值在流通过程中的实现的困难性来对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性，马克思（1893）写道：“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些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前者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能力的限制”，随着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增长（同上，第272、273页）。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是商品（价值）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首先是商品生产过剩的危机还是资本生产过剩的危机的争论，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框架中是毫无意义的。资本主义是广义的商品生产，大量的商品只不过是资本的特殊形式；同样，危机“集中”在生产领域还是流通领域这个问题也毫无意义。因为危机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失常（中断），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再生产过程正是生产和流通的一种（矛盾）统一。因此，曼德尔（1987，第3卷，中译本，1992，第410页）认为，正是平均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其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如同地震仪一样，反映了整个制度中所发生的一切。构成平均利润率公式的各个变量的相互作用造成了平均利润率的波动。在经济周期过程中，利润率的波动不仅仅产出-可支配收入的关系（即有效需求问题）或者“资本有机构成”的螺旋形变化，它还能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主要对立阶级间力量的种种关系。

我们的分析起点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即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出发，研究社会再生产、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下降问题，这些问题和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密切相关的。

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定理出发，进行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将得出基本定理的第一个推论：

推论1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

如前面的基本定理公式（8小时支配的劳动时间－4小时预付的劳动力工资＝4小时剩余价值）所表明的，工资率的上升将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一点对于马克思所要推论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矛盾是重要的，特别是对于推论利润率下降所涉及的经济波动问题[107]。

基本定理的核心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利润。但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不仅“为利润而工作”还要为“资本积累而工作”（马克思，1867）。这一点来自竞争的压力。正是由于竞争，资本家被迫不断进行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形成了资本积累的滚雪球效应：资本最初价值价值增长（剩余价值） 资本再增长 剩余价值再增长 资本再增长 ，如此等等。“没有竞争，增长之火焰就将熄灭”（马克思，1894，第368页）。在这里，即考虑资本积累时，马克思使用了一个基本假设，这个假设是：资本家的全部利润都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再生产时修正了这个基本假设，他采用了资本家也把利润用于消费的假设，在这里，马克思是通过加入了奢侈品部门来表明资本家的消费，资本家的这种消费与工人的消费是不同的。结合资本积累的基本假设中，如果资本家并不消费，则显然，全部产品将是由工人所消费的。我们可以推论出对前面的基本定理一个新的推论：

推论2工人消费全部产品；资本家所得到的只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而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

这一点是与基本定理相一致的，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为了利润本身。推论2表明，基本定理所表示的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并不仅仅是强调工人和资本家在产品的分配和消费上的对立，而是用价值表示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这种工资与利润的关系联系到社会再生产和经济波动，即联系到凯恩斯所表述的有效需求不足所导致的失业。凯恩斯对有效需求的表述是以总需求与总供给价格的方式进行的，其要点是，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更高的阶层有更高的储蓄率），由投资与消费支出所决定的总价格小于企业产出的成本，由此导致企业减少生产和解雇工人的经济衰退。然而，凯恩斯并没有表明有效需求问题的性质，即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怎样决定的，或者说为什么会产生需求价格小于供给价格的问题，而这一问题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凯恩斯经济学中缺少一种价值和分配理论作为其宏观经济学和货币理论的“微观”基础。主流经济学把凯恩斯经济学完全嫁接在新古典的价值和分配理论之上，由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学中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败。在这一点上，以社会关系的价值分配理论为基础的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有效需求问题可以得到正确的解释，因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目的就是要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商品实现问题，而这一问题与有效需求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