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从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爱幼，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以前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妻子、小舅子两口四个人到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位子。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武圣路本来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但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到，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以后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了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了个位子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我见状觉得肯定是个什么大人物来了。那位中年妇女见了我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并把我介绍给围成一堆的几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三怪，好象他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

等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年妇女进了剧院，发现里面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就站在过道里，还有很多人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我看你人不错，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这张门票。我虽然不明白这讲座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但也只好连声表示感谢。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发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安利公司中国市场15%～20%培训总结大会”。一个长得像白领丽人的报幕小姐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顿时起立欢呼。

我没有随同这些人起来欢呼，干吗要起立欢呼？要讲话鼓鼓掌就够了，干吗要装神弄鬼的？疯狂炽热的人群，随着报幕小姐的鼓动有节奏地喊着我不明白的口号，如醉如痴；我则坐在那里茫然四顾，看着周围那些表情虔诚、嘴里发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们，仿佛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门广场。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激动万分地喊着口号，一边还问我：你怎么不起来喊啊？老师马上要出来了。这时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走上主席台，报幕小姐介绍说她是台湾人，“钻石”级的大师王什么氏。刚刚坐下的人们又站起来，也没有人起头，就整齐划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爱你”的口号。都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我看不是这样。

王太长着一副最常见的中年家庭主妇那种公鸭嗓，讲话内容是她怎么靠销售安利产品当上富翁的发家史。每讲几句，场内的听众就起立欢呼一次，响起震耳欲聋、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令我万分惊讶是，这些人居然在没有人起头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众口一词，连口号的次序都不乱。王太介绍完自己的发家史，又开始介绍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怕熟人骂你是骗子，你骗他是因为要帮他！他以后会感激你的”，“要用一颗诚心做事业，要经的起骂，这样你才能迅速发财致富”，“安利产品是本世纪发财的最后手段”等等。虽说是做产品的，但我在现场没有一句关于产品性能的介绍，惟有如何发展下线，下线如何发展下下线……这就是传销，产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击鼓传花一样发展下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一些人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安利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安利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安利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太谷这个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农村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比较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融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辛苦，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后来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做辣椒酱的小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辣椒酱厂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比武汉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亲对此挺烦的。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就跟她谈心，发现她的“心事”就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