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州呆了三天,我们准备返回了,顺路来到了湄州湾。在那里,我们一起瞻仰了妈祖的金身,又大吃了一顿海鲜。可我自从在福州受凉后,整个人就一直没有精神,看着他们大口大口地吃着海蛎煎,咬着螃蟹,我却是什么都吃不下。甚至到莆田市区,他们在吃那种有名的“草包饭”,那也是我向往已久的一种仙游县的风味,我却一口也咽不下去。回到单位,我就病倒了,连着十几日发着高烧,精神恍惚,整日躺在床上,根本上不了班。同是一样掉水里,我的局长却一点事儿都没有,相比之下体质比我好得多了。后来我一直是迷迷糊糊的,单位只好把我送进了医院,又通知我的父母亲来照料我。约半个月后,我才出院回家。过后听我妈说,我在那段日子,一直发高烧,神志不清,还老是叫着“局长”、“馒头”之类的话,搞得罗局长都一头雾水,直问我母亲说这孩子是不是小时候闹饥荒给饿坏了,或者是馒头没吃够怎么地?妈妈问起这事也是一脸疑窦,我却再也忍不住“扑哧”地笑了起来。病假回来上班了,却因为福州的经历,我一时成了大家爆笑的佐料。每逢同事不无揶揄地提起这事儿,我只能装出一副纯洁无辜的样子,如一只受伤的小鹿,心里却暗自一遍遍温习那几日梦魇般的生活。时间又被呆板的工作拉长了,我仍是百无聊籁地窝在阴森森的邮电局机房里面,只有偶尔翻起在福州我和大馒头的合照才有忘情的片刻。 罗局长仍是我们的局长,工作上的关系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有时叫我到办公室训训话,或者来机房布置一下任务。在私底下,却因了这件事情,和我的关系拉近了许多,隔三岔五地就让陈阿姨来叫我到他们家吃饭。罗局长在我们单位宿舍里面其实就他们两口子,他和阿姨组成家庭后,各自有两个孩子,其中两个大女儿都出嫁了,三女儿在县城的单位上班,只有陈阿姨带过来的小儿子还在念高中,却是在学校住宿,一个月才回来一两次。陈阿姨是闽东地区那边的人,平时比较喜欢吃海鲜,因此每回我来吃饭就能享受到好几种新鲜可口的海产,几回下来我也学会烹饪了这些东西,有时候陈阿姨没有上班我便主动下厨去帮帮手,局长还夸我的技术不比阿姨逊色呢。那一年,罗局长的大女儿随他的女婿到了香港,经常捎回一些泊来的小东西。局长不时会拿一两件香港带过来有点档次的衣服送给我,说他和他小儿子都不合适穿,扔掉太可惜了,可我看得出这是他故意叫他女儿买回来的,因为衣服的尺寸总是和我的完全吻合。他们对我这么关心,如待自己儿子,反而令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矛盾与挣扎之中。如果我的大馒头只是把我当作儿子看待,那么我怎么能亵渎这份真挚的情感呢?毕竟不到二十岁,单纯的我一时不知道如何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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