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我的局长的日子,每一回在绝望中想他,想到不能自制,我就会在一阵疯狂地**中寻求肉体的渲泄,在想象着他的拥抱、他的亲吻中一次次达到高丨潮丨。因为不值班的时候,睡在集体宿舍,旁边都是熟睡的工友,我只能禁涸自己,强忍着青春的骚动。只有到了在仓库值班的时候,才敢一个人偷偷地在仓库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体验着一种罪恶感中的快乐。但过后仍得小心翼翼地擦去那些地上的,床上的斑斑污迹,深怕第二天有人会发觉。 出门的那天,我怀里掖着一千元现金。初到冠华厂时,买了一些日用品,再添置了两套衣服,还剩下七百三十几元。我只留了个零头,将七百元交给姐姐保管了。在厂里上了一个多月的班,终于盼星星盼月亮地领到了第一次薪水。回到宿舍,把钱平铺在小床上,望着这用汗水和泪水换来的五百多元,我心里止不住隐隐地发痛,这种生活是我在邮电局上班时能想象的吗?要是我的大馒头,他知道我现在所吃的苦,他会怎么样想?这样的漂泊,这样的放逐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城,为的是什么,是为爱而出逃吗,逃得有价值吗?把三百元交到姐姐手里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出去买了两张电话卡。其实姐夫也有手机的,可我不愿意用他的手机来打长途电话,更怕招来他们无休无止的盘问。在几声“嘟嘟”声过后,在我满心期待和按捺不住的狂乱之后,电话通了,一个我在痛苦中期待了几个世纪的声音响起了,五年了,我恨他,这个冷血的老家伙,他夺去了我所有的爱,却装作视而不见!“喂,请问哪位,你找谁啊?”因为是夜里十点多了,我打的是他家的电话,仍然可以听到旁边的晚间新闻的声音,可是在他的一连串询问声中,我哑口无言,一句也说不出来。是啊,我说什么呢?说我后悔停薪留职出来,说我想他,我爱他吗?在长长的失落中,我什么声音都没出,挂断了电话。 仍是静静地回到冷清的仓库里,对着那堆五颜六色的原料发呆,夜里,偶尔扑过来一两只粉色的飞蛾,在电灯下短暂的盘旋,和这落寂的灵魂作伴。然而它们的生命太短暂,总是义无反顾地扑向炽热的灯,将自己撞得粉身碎骨,灰飞烟灭,也不愿意陪陪在角落里无助的奕帆。就这样,我在冠华手袋厂里如两千多盲流的一员,渺小得如只蝼蚁,似乎也在不停地为腹中食而忙碌奔波了。半年过去了,我和周围的工友渐渐地熟悉了,偶尔在发薪水过后,也和他们去外面喝喝酒,在吆喝声和酒精的作用中麻丨醉丨自己。广东人称发薪水为“出粮”,我们就将这种酒局称为“出粮庆祝日”。每一次庆祝日,奕帆总是喝得最多,话也最多,却也醉得最厉害的一个人。第二天酒醒后,免不了又让姐姐长篇大论地唠叨一番。时日一长,大家都认识了这个从福建来的忧郁的大学生了,都在纳闷我为什么会抛下稳定的工作,跑来这种厂里瞎混。有的工友建议我应该到写字楼那边找总管谈谈,看能否换个轻松的工作,然而在私企里,想有一番作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般得和老板沾点亲戚,方可顺当地施展自己的才华,而这个厂的大老板根本和帆帆八辈子打不着一门亲。因此,我还得呆在仓库里,熏着染料的气味继续想着我的大馒头。 直到有一天,从东芫那里进了一批原料,但型号和色泽都和我们要求的不一样,可是车间并不知道,已经生产了几大件成品了,写字楼的小姐下来验货,发现后报告到了办公室。厂里的总管勃然大怒,拍案四起,一定要亲自追查是谁的责任。也就是这一天,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了厂里的总管。这个总管叫荣钦发,也是来自闽南,有着土得掉渣的名字,也有着从农村出来的庄稼汉子魁梧的身段,大约一米七多的个子,黝黑的皮肤,胖胖的四方脸因为营养过剩而让人觉得油马上就要流出来一样。他大概和我的局长上下年龄吧,如果将我的局长称为大馒头,我们的荣总可以叫做黑棕子了。据说他是大老板的内弟,几年前由老板娘亲自提携过来的,为人还算正直,就是脾气挺大,整天就喜欢教训人,写字楼的小姐都很怕他。平时大老板在香港,难得过来一趟,厂里的一切都由荣总管负责,他也是唯一一个工资超过五千元的高级行政人员了。上班大半年,我只是在远处隐约碰上几次,却根本没什么印象。这一天,他带着两个写字楼的小姐亲自到仓库来验货,来到了我负责的这一片。在听我汇报完进货的经过后,荣总管抬起了眼皮,将视线从写字楼小姐身上移开,仔细地瞄了我一眼,就是这一眼,我霎那间读懂了一些什么。这个厂里连管理有近三千人了,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还没有对哪个人这种异样的感觉。只是一个眼神,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的账目自然是清清楚楚,在听完我滔滔不绝的汇报后,荣总很满意,用他难得用上的而又笨拙的赞美之词夸了我一下,临走之时,意味深长地朝我回望了一下,小小的三角眼不知道闪着什么样的念头,只令我忽然间不寒而栗。 世纪末的脚步降临了,这一年,中国人迎来了举国欢庆的大好节日,香港,这个上百年被列强夺去的弃儿重新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七月一日,厂里破例全体放假一天,吝啬的大老板甚至给每个工人发放了五十元的过节费。当夜,奕帆正在姐姐屋里吃四川工友送来的馄饨的时候,姐夫从高级管理人员的加餐宴回来,带来了令我欣喜而不安的消息。荣总让姐夫通知我,明天不用到仓库上班了,直接到办公室报到,另有新的工作安排给我。还让我自己到丹竹头报名学电脑,学费由厂方给报销,把电脑初级操作学会以后备用。而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用挤在十人一间的工人宿舍了,新的宿舍就在姐夫住的这幢楼上一层,自己独立一个单间。宣布完消息后,姐姐姐夫都高兴极了,说是我时来运转了。姐夫特地开了一瓶不知道名字的洋酒,又打开组合音响,我们一家三口喝着酒,大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老掉牙革命歌曲。在他们喊破喉咙般地嘶吼中,我却是一边兴奋地附和,一边满腹狐疑。那一天在仓库,荣总临走时递过来的眼光,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四楼的办公室,光线充足,茶色玻璃后的阳光和熙温馨,洁白发亮的墙,舒适柔软的高档沙发,桌前甚至有一束刚刚插上去的黄玫瑰。虽然还是和两个秘书小姐共用一间办公室,可是这般幽雅的环境,哪是在仓库里可同日而语的。我初进这个办公室,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还不习惯的冷气味,一时间昏昏欲醉,不敢相信自己今后就要在这里上班了。这个写字楼的人员其实也不多,除荣总管外,也就两个年轻漂亮的女秘书,负责接线兼花瓶的角色。还有两个管账的男子,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在国营企业叫会计,可在这里就相当于荣总的副手,估计也是什么亲戚之类的。在私营厂,因为不相信外人加上贪图省钱,管理层的人士是很少的。姐夫在冠华厂打拼了十多年,也就混个车间主任的职务罢了,虽然吃的是办公室人员的小食堂,伙食要比普通工人好很多,可拿的工资却比荣总他们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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