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细研天津纱厂的资本结构则非常之有趣。以规模最大的四家纱厂华新、恒源、裕元和裕大为例，其25个大股东竟有23个是民国政府的重量级要员。其中，有三个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徐世昌和曹锟，两个政府总理段祺瑞和龚心湛，五个内阁总长和次长鲍贵卿、曹汝霖、王克敏、王楫唐和徐世章，四个省长或省督军张作霖、陈光远、倪嗣冲和田中玉，其余不是部长就是次长。这些人以官僚或军阀之身，组成一群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投注实业，攫取暴利，实在已难分公私。这些纱厂在经济高涨期当然顺风顺水，成长迅猛，而到了经济危机关口却毫无竞争力，到30年代初，四大纱厂已有三家落入日本商人之手。

1915作为抵抗的商业（5）

除了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钨的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面粉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还有一个有利的事情是，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 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务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 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1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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