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王夫之对唐朝宦官之弊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宦者监军政于外而封疆危，宦者统禁兵于内而天子危……胁君自恣，乃至弑刃横加，岂能无畏于四方之问罪乎？其（宦官）无所惮而血溅宫廷居功定策者，实恃有在外监军之使，深结将帅而制其荣辱生死之命。”

究其本源，则在于“唐之立国，家法不修，淫声漫色，自太宗以来，漫焉进御而无防闲之教，故其祸为尤酷矣！”

更可笑可叹的是，大公公仇士良退休前，对这些宦官的徒孙们还明示太监执政精意：“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糜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此句太监“圣经”首义，被唐末僖宗以及明朝后期几个青年皇帝时期的太监们发挥到极至。

不仅宦官作威作福，唐朝中晚期，朝内大臣也不让人省心，几乎各个拉帮结派，严重违背圣人“君子群而不党”的训言，山头主义严重，党争日趋白热化。

言起“牛李党争”，不仅仅是李德裕、牛僧儒两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最早可追溯到公元808年（宪宗元和三年）的一次制举策试。当时，举人牛僧儒、李宗闵等人的卷子直言时弊，文笔清新，宪宗览翻试卷，大喜过望，马上指示中书省准备委任这些人做官。不料，时任宰相的李吉甫（李德裕之父）作梗，认为这些冒进轻躁的年轻人背后主谋是自己官场对手裴垍、王涯等人，并到宪宗面前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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