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意识形态”影响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辑录的白居易诗，大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其实只是老白诗中的“冰山一角”。而且，种种教科书、文学传记书，言及白居易诗，必有两则俗不可耐的大花边：一为“老妪能解”，二为“广泛流传至日本等国”——“老妪能解”完全不能说明白居易的高明，就像今天的大诗人北岛绝不会“夸口”说门口卖菜王大爷喜欢读他的诗一样；“广泛流传日本等国”也是个笑话，白诗浅俗，当日的倭国又是僻荒蛮地，会认字的最多也只有懂得白居易的水平。即使现在拿李贺任何一首诗去问日本的大学教授，也没几个人能究其深远喻意。此外，就像今天美国大片和音乐能深入基里巴斯或基巴里斯类似的小地方一样，白居易诗当时流入日本也根本不是摆上台面的什么“光荣”。

实际上，元稹、白居易的诗风是“浅俗淫靡”的“元和体”，后起之秀李商隐、杜牧等人对这种诗风痛心疾首，以“高绝”之诗风想涤洗“元和体”的俗薄和稚陋。

同为官场元老，与白居易相比，裴度虽也浮沉避祸，但很少表露有幸灾乐祸的味道。裴老头以美酒破愁城，诗文之间，只是透露看似闲适的心境，并无隐藏不住的偷笑或者抑按不住的悲愤：

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侍儿煎。

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声来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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