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甚至徽宗皇帝本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大画家、大书法家(北宋连铜钱上的铸字原体也由皇帝亲自书写)。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陈寅恪不无感慨:“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
科技方面,国人一向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其中竟有三项皆肇自宋代: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培根在《新工具书》中这样写道:“这三种东西曾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与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影响。”自然,在农业、数学、天文、航海、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宋代先人更是不遑多让,一部《梦溪笔谈》,不经意间已记述了数项独占鳌头的“新科技”。
政治方面,宋太祖进一步以皇权为中心加强中央统治集权,巧妙地分散宰相之权。而后,宋朝建立了非常完善的科举考试、官员铨选以及监察制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最开明的时代。因此,南北两宋三百多年,先前与其后各个王朝屡见不鲜的女祸、宦祸、外戚之祸、藩镇之祸、权臣篡逆之祸、流贼覆国之祸,在宋代基本杜绝。即使在皇权至上的年代,宋帝也承认天下“道理最大”,而并非口口声声“朕即国家”。外朝官员能够以“祖宗家法”的名义限制皇权,大体可按规矩依程序办事。宰相可把皇帝的“御批”攒至数十封一并退还不办(杜衍与宋孝宗),最终,皇帝不仅不恼,反夸奖对方“卿等如此守法极好”。这种君臣温情,在汉唐明清那些所谓的大一统、大有为君王的统治期间是全然看不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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