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元朝诏敕也有不少汉文吏牍体。这些文件对蒙古语法结构、词序等进行了调整，使译文大体符合汉语习惯，但也不乏白话俗语。除了特别重要的诏书外，一般文件风格与前朝那些大文豪词臣所作骈四俪六、堆砌典故的诏书大相径庭。

当然，汉族文人对于蒙古的“俚语”诏书也有讽刺。蒙古诏书皇帝的“怎生、奏呵、那般者”等等蒙文直译体套语用得太多，所以，至元三十一年，江南盐官县学教谕黄谦之创作一副春联：“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被人告发。还好，元朝不像满清，动辄因文字砍人脑袋，老黄在文字中拿皇帝“找乐”，只把他免职而已。

泰定帝的诏书写成如此模样，大概是因为他在漠北仓促即位，身边缺乏擅长文章的汉族词臣，写不出华丽的文言诏书，只能用蒙古语起草，再被直译为汉文，草草了事。

画蛇添足的是，清乾隆时代重印殿本《二十四史》，奴才文人们将此诏用文言重写，真真费事不讨好，还不如原先看似蹩脚的蒙古汉文直译来的痛快。

泰定帝继承帝位后，先任命给自己送玺绶带的也先铁木儿为中书右丞相，让阿难答儿子月鲁铁木儿袭封其被杀父亲安西王王爵，任命“功臣”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国防部长），同时任命自己王府中的心腹倒剌沙为中书平章政事，把倒剌沙的哥哥马某沙也弄一个同铁失一样的官职，巧妙地把枢密院实权把握于自己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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