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08-31 08:14:37

闲话“军统”(253)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大批托派分子从苏联回国，逐渐与国内的托派会合一处，并慢慢地形成了几个小圈子。

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以从苏联回国的托派学生为主组成，其标志是1928年12月在上海召开的成立大会，将其组织定名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出了“中央”机关“全国总干事会”。梁干乔就是这一派的，由于他在赴苏联学习前，就曾经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回国以后，中共中央又派他到广东海陆丰一带，协助澎湃进行农民运动，因此梁干乔在广东根基深厚，于是，“全国总干事会”派梁干乔为华南区主干事。张师则曾担任宣传部长。

次年，“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创办地下刊物《我们的话》，该派因此也被称为“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派”是中国最早的托派组织，同时，《我们的话》对于托洛茨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的作用也是最大的。

再就是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29年春天成立，因主办有《无产者》刊物而得名“无产者派”或“无产者社”。陈独秀曾是中共中央的第一任总书记，有这样的“金字招牌”，当然，这一派最为人多势众。

第三个成立的是“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以从“我们的话”派中分离出来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为首，因其机关报为《十月》，史称这一派别为“十月社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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