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0-10-27 07:10:15

闲话“军统”(276)

1909年，汪精卫决定赴北京刺杀满族高层人物。

事情的起因，是当时的孙中山遇到了两个大难题。

在外界，与梁启超的论战升级。众所周知，在反清的大目标上，孙中山与梁启超是一致的，但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孙中山是“革命”派，崇尚武装斗争，疾风暴雨，摧枯拉朽；梁启超则是改良派，和风细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两派的《民报》和《新民丛报》酒成了论战的阵地，打得不亦乐乎。

老实讲，就实现社会变革的方式而言，“改良”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改”而趋“良”，当然是好事，因为对社会资源的破坏性小嘛，何乐而不为。奈何在中国这样一片土壤上，长不出“改良”的果实，庶民与士大夫之间、士大夫与帝王之间，都有着明显的界限，彼此过不上话，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个“良”，却如何“改”法？

既然“改良”的路走不通，那么，谁挡道，就只好“革”他的命。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传说中的尧、舜、禹让了几次，还有几个父亲给亲生儿子让了几次以外，只要是改朝换代，都是革命“革”出来的，从没有听说能商量的。

按：所谓“禅让”，其实都是瞎掰，尤其是唐朝那几位，高祖李渊禅位给太宗李世民、睿宗李旦禅位给玄宗李隆基、玄宗李隆基禅位给肃宗李亨，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想不“禅”都不行。包括尧、舜、禹的所谓“禅让”，俩人来回来去推，一个非要让、一个说死了也不干，摆明了就是演戏，别人看了，既可笑，又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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