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09 07:31:38
昨日军统 (343)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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