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5-09 07:31:38

昨日军统 (343)

前面说过，大约是在1939年2月初，即汪精卫拒绝了蒋介石让他赴欧洲的建议、并派高宗武赴日的前后，陈恭澍等才在徐先生的指点下，“找”到汪精卫的住所，开始执行监视任务，陈恭澍说：

“开头的任务祇限于监视汪某的行动和侦察汪某的活动，这段时间差不多历经四、五十天之久，到了三月初旬，才接奉戴先生指示，令我们作制裁汪某的准备，并切嘱在未接到‘制裁令’之前，不可轻举妄动。”

“戴先生”的指示十分婉转，只是说：“希作必要之准备，切切不可轻举妄动。”

对此，陈恭澍说：“至此，‘河内工作’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是在‘备战状态’下，静候一声令下。”

在“备战”中，一直被陈恭澍冷落在一边的余乐醒博士，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了，只可惜，他的建议，陈恭澍并不“感冒”。在许多年之后的回忆中，陈依然充满讽刺意味地说：

“自从接奉戴先生来电叫我们做行动前的准备后，余乐醒兄即跃跃欲试，他极力主张用‘软性行动’以达成目的。”

陈恭澍进一步解释说：“本来执行制裁工作所采取的手段，率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有声武器’，指的是用枪械轰击，其二，是‘无声武器’，指的是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这要看制裁对象的防卫情况和当时的环境而定。现在余先生的主张就是后者，这里姑名之为‘软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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