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几次行动相比，抗团在天津的这次“制裁”引发了轩然大波，同时，由于此后不久军统局平、津两站的覆灭，抗团的主要基地不得不撤离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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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租界的抗日活动，早已引起了日伪的注意。《华北治安战》中是这样说的：

“天津租界问题，基本上是英、法与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租界的维持治安及有关通货尤其是法币的争执方面。天津租界是由英、法、日、德、意等国的租界地所构成，德、意尚属协调，而英、法租界，由于中国行政权和日本军事力量均不能达到，以致事变以来，成为抗日策源地。例如，通过无线电将日军的行动拍发给重庆和香港;或庇护暗杀中国要人的暗杀团，或向重庆、延安系统游击队，以法币贩卖武器弹药及其它必需品，或禁用及伪造联银券，以及通过操纵法币扰乱联银券的行情等等。这样，在治安及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不治之症。对此，日军从1938年末起，限制了通往英、法租界的交通。1939年2月予以解除。虽然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各种措施，但情况终未好转。至4月9日，在英租界电影院内偶然发生了暗杀天津海关监督程锡庚事件，致使事态更趋严重。”

程锡庚，1893年生，江苏镇江人。

程是前清举人的底子，191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后游学法国、美国。1921年，程锡庚回国，进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后转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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