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明决定将中共中央分批转移，他本人则赴苏联任原由瞿秋白担任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行前，王明一手对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以博古任“总负责”，并决定由潘汉年作为他与博古之间的唯一“联络人”。

1933年5月，因潘梓年被捕，潘汉年被迫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以后，张闻天接替了博古，于是作为博古与王明唯一“联络人”的潘汉年奉命赴苏，向共产国际汇报此事，并希望得到批准。

这样一来，潘就处于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因他与博古仅有私人交情而已，与王明则连私交都没有，却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他们的人，最起码是或明或暗地染上了一层“留苏”派（姑且这么叫吧）的色彩，而这一派的结局，我们知道，很快就稀里哗啦了。

与此同时，与中央苏区那一部分搞武装斗争出身的“井冈山”派，潘则无任何渊源。

还有一重，潘虽然是“特科”成员，并在此后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参与了国共谈判，但他却不是周恩来的班底。

1936年8月，潘汉年回国，同年10月来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国民党方面进行初步接触。

此后，西安事变爆发，1937年初，周恩来被任命为全权代表，与国民党谈判，潘则成为其助手。因此从这个阶段开始，潘的身份就是公开的——换句话说，此后8年，潘以公开的中共党员身份，领导了华南地区的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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