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话，那么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正团级军官。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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