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理由之二，史书本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者说，胜利者是可以影响史书的记载的。《贞观政要》、《大唐新语》等书籍不止一次地记载了李世民关心史书对自己如何记载的实例。贞观九年（公元635年），李世民提出，想看自己的《起居注》。大臣朱子奢马上劝谏：“按照制度皇帝是不准看当朝《起居注》的，如果你看了，必然会影响史官秉笔直书的公正性，那以后还有信史吗？”李世民只好罢了，但并没有死心。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有一次李世民对褚遂良说：“你是负责《起居注》的人，那《起居注》的内容，皇帝可以看吗？”褚遂良说：“今天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右史，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行，而且记录皇帝的善行与恶事，以为将来之警戒，这样也可使皇帝产生警惕之心。没有听说过皇帝亲自观看史书的记载内容的。”李世民说：“那我有不对的地方，你也都记录了？”褚遂良说：“我职责所在，当然记录了。”李世民这次又没有达到目的。但人家军事在行，敌方的庞然大阵都能找到弱点，别说面对自己的下属了。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房玄龄。房玄龄是个老实人，在家怕老婆，在朝怕皇帝，在讲了一番皇帝不能看国史的道理之后，还是没能顶住。他指示许敬宗，写了一个修改本给李世民看。李世民终于达到了目的。其实李世民之所以要看史书，还是因为最关心玄武门之变如何记载。他看了之后，马上对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作出了具体要求：“以前周公杀了自己的亲兄弟管叔和蔡叔，我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是在效法周公，知道不。”李世民应该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指示，要不然，初唐史上如此重要的玄武门之变不会至今还罩着一团团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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