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以儒家学说选拔人才，这是一套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了的、稳定而又与时俱进的道德体系，不是由时人随意捏造的实用标准。在这套客观标准下，任何当权者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提拔符合自己思路的跟班，也就不会形成沆瀣一气的官场风气。但是这种机制也总有失误的时候，碰巧就被王安石给撞上了，造就了“新旧党争”，让一群小人假借“改革”之名行乱政之实。改革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亡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没有改革，就没有进步，所以中国人一向认为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好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给了现代中国人太多的切身体会，以至于很多人分不清好的改革和坏的改革，经常一概而论。如果改革都是好事，那岂不是很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活？要操作好一场改革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并非唾手可得，很多水平不足的人就会把改革弄成坏事。比如庆历新政就是一场很好、很成功的改革，而其后的熙宁变法却是一场很坏很折腾的“改革”，虽然他的理论意义重大，但他对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却难以弥补。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重臣在庆历新政中都扮演过激进的改革者角色，但这些人到了熙宁年间却是熙宁变法的最坚决反对者，不是因为他们老糊涂了，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影响，反对王安石这种急躁冒进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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