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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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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被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的罪名逮捕,被捕后,胡适等人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八方营救,使罗当日即获得释放。后来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罗隆基在《沈阳事变》等一系列《益世报》社评中,对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进行了猛烈抨击,《益世报》因此曾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一度被捕,一度停刊,罗隆基遭遇的这两项经历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从此,他对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好感,丧失了信心,并不遗余力批评国民党侵犯人权的行径。与此相对照,他对一切反对国民党的政治运动和团体,譬如共产党,就滋生了一种身处同一条战线的同情。

罗隆基好谈政治。30年代,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1931年9月9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400本《新月》当时被扣。”

罗隆基曾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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