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源宁《吴宓先生》则说:“作为老师,除了缺乏感染力之处,吴先生可说是十全十美。他严守时刻,像一座钟,讲课勤勤恳恳,像个苦力。别人有所引证,总是打开书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长,老是背诵。无论讲解什么问题,他跟练兵中士一样,讲得有条有理,第一点这样,第二点那样。枯燥,容或有之,但绝非不得要领。有些老师无所不谈,却不发任何议论,吴先生则直抒己见,言之有物:也可能说错了,然而,至少并非虚夸。他概不模棱两可,总是斩钉截铁。换句话说,他不怕直言对自己有什么牵累。在事实根据方面,尤其是见于各种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的事实,他是无可指摘的,只在解释和鉴赏的问题上你还可以跟他争论。”
在1943年的日记中,吴宓曾痛批西南联大的老师们“不务正业”,服役于各种社会机关,“惟多得金钱之为务”,讲课却潦草敷衍,不接见学生,不审阅作业,甚至连评阅新生考卷都不到场。而极讲究“师道自尊”的吴宓本人,就连学生考试的时候,也要亲自陪在一旁,亲手准备糕点、茶水送给学生。
刘兆吉《我所知道的吴宓先生》提及一件发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师丢了上课用的教科书,问吴宓先生是否有此书想借用一下,没想到引起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教师怎能丢失textbook(教科书)呢!一定要找到,上课前必须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灯睡觉了,听到后楼敲门声,听到吴先生高声问:‘textbook找到没有?’也听到不耐烦的回答声:‘找到了!吴先生,请放心吧,我已经睡了,就不开门了。’听到吴先生说:‘那就好,教师不能丢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丢!’后来听那位青年教师说,‘其实当时并未找到,怕得罪吴先生再发神经,撒了个谎’。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反映了吴先生对教育事业的认真负责,而且终生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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