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季羡林说:“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
季羡林这样回忆陈寅恪: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
吴宓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1967年,周总理在一次接见广州学生造反组织头目会上谈到“古为今用”时说:“你们可以请教中山大学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说:陈寅恪平生的志愿是写成一部《中国通史》,及《中国历史的教训》,在史中求史识,“因他晚年环境的遭遇,与双目失明,他的大作Magnum Opus未能完成,此不但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劳幹说:“二十年来的历史研究,国内几个好的大学及研究机关,虽然都有他们的贡献,但孟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确能做到中心地位。尤其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有关历史部分在陈寅恪先生以历史学先进、谨严而渊博的方法领导之下,影响尤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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