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因缘》是“因缘”而不是“姻缘”,张恨水说:“《啼笑因缘》并不是写婚姻的。因‘因缘’二字,本是佛经中的禅语,社会上又把这二字移用,通常多作‘机缘’解,意思是指十分巧合的机会。小说《啼笑因缘》,除了机会、机遇之外,还包含一种因果缘分,这是指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个关系又让人产生了啼、笑、恩、怨、亲、仇交织的离合。”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与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12点。像机器需要加油一样,张恨水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张恨水读书,兴趣偏重于考据。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在“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于是他曾想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走遍了东南北城的旧书店、旧书摊。张恨水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恨水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恨水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张恨水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事变后,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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