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3-28 09:50:00

从政(一)

1932年1月27日，叶公超时在清华大学教书，在请吴宓、浦江清吃饭时，“谈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与上海鸦片贩之关系，叹息痛恨中国之政治已不可为”。

艾山回忆，抗战前夕叶公超上课，“不常谈到时事，但一谈到，总是说明，日本军阀没有蠢动，大家还可以短期地和平相处一段日子；蠢动一开始，那他们便是自挖坟墓了！不管平时破破烂烂，大家四分五裂，对外战争一开始，国战一开始，大家会抛弃成见，凝聚在一起救亡图存，拟定方案。中国太大了，要吞，谁也没有本领吞得下去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叶公超随西南联大转移到了昆明。时局越来越危险，教授的生活待遇也日落千丈，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但叶公超并不甘于只做一个小官，所以他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

叶恭绰收藏有一件西周的青铜名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抗战爆发，叶恭绰躲避香港时，来不及带走，留在了上海寓所。叶恭绰的侍妾潘氏欲侵吞这件国宝，叶恭绰便让叶公超赶赴上海处理此事。叶恭绰特嘱咐叶公超：“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现在把此任务交付于你，不得典质，不得买卖，有朝一日，可以捐给故宫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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