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平时讲洋务，本已为守旧的“卫道君子”所不满，如今居然参劾杀洋人的岑毓英，在他们看，显然是私通外国，因而引起了公愤，连他平素往来密切的朋友、门生，对他亦很不谅解，湖南则有许多人不认他是同乡。

此外京师有人做了一副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到得第二年七月底，中英订立《烟台条约》，“滇案”解决。郭嵩焘可以启程赴英国了，当时称为“放洋”，而“放洋”以前又发生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

有个广东人叫刘锡鸿，原任刑部员外郎，此人是郭嵩焘在广东的旧识，谈起洋务来，颇为投机。此时希望跟郭嵩焘一起放洋。但谈洋务是一回事，办洋务又是一回事，郭嵩焘认为刘锡鸿脾气太刚、好意气用事，而办洋务是“水磨工夫”，颇不相宜。哪知刘锡鸿不死心，托出郭嵩焘的一个好友朱孙治来关说。朱孙治向郭嵩焘说：“你批评他不宜办洋务的话，我都跟他说了，他亦很有自知之明，表示一切不问，你只当带一个可以谈谈，以解异国寂寞的朋友好了。”

听得这样说，郭嵩焘可怜刘锡鸿穷困不得意，便上奏保他充任参赞。刘锡鸿是个司员，而且只是六品的员外郎，论资格只能当参赞。

不过上谕下来，竟是“刑部员外郎刘锡鸿着即开缺，以五品京堂候补，并加三品衔，充出使英国副使”。这种例子，殊为少见，其中有个内幕，军机大臣李鸿藻对郭嵩焘的态度，有此怀疑，怕他出使后，处处帮英国人讲话，因而提拔刘锡鸿，以副使的身分去钳制正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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