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的确为大唐的繁荣打了基础。所谓为王前驱，便指今日之事。如今国库每年的收入，虽然也有一亿贯、石、匹，折算成铜钱，约合六千万到七千万贯，但是开销用度惊人，尽管陛下即位以来财政好转，但每年能够节余的钱，也不足六百万贯。这些节余，要防备边境之用度，灾害之发生。若按苏辙、石越的建议，则所有节余全部花掉尚且不足。若是一年，或者还可以勉强节约，但是整个计划，短则五年，长则七十年甚至一百年，国库如何承担得起？如此，按例朝廷不得不增加税收，然而百姓的负担已经很重，如何可以再加税？且修路开河，是强征劳役？还是雇工进行？强征劳役，则有官逼民反之虞，陈胜吴广之事，指日可待！若是雇工进行，则国库又从哪里去找出末这笔钱？朝廷处处要用钱，臣以为这等事情，不如留待后世去做。”司马光的分析，让赵顼深以为然。

“臣以为并非如此。譬如第一年投入八百万贯，其中三百万贯的民屯费用自然暂时看不到回报，但是却也没有白白花掉。而只是朝廷将来自百姓的三百万贯费用，又还给了百姓。从长远看来，这笔钱是肯定能收回的。其中更有一百五十万贯，百姓将用力役的形式偿还。而修路的五百万贯，臣非常同意司马大人的观点，以为绝对不可以强征民夫，而应当采用雇工的形式。如此，至少有十万农夫从中获益，如果我们控制好时间，整个工程只在农闲时进行的话，则无疑有许多的百姓增加了一笔额外的收入；而且，此外还有供给原料的许多工人，也会从中获益。可以说，朝廷是用这种形式，将五百万贯税收还给了民间，而且还修葺了一条从汴京至广州的官道。百姓们拿着挣到的这笔钱，又可以去生产，去购买，间接又可以提高朝廷的税收，而官道的修苌，将节省许多的运输开支，促进从广州至汴京沿路的流通，于是不仅朝廷，包括百姓，也可以从中获利……所以，臣以为，克剥百姓自然会导致亡国，但是如果朝廷采用一种温和而宽厚的方法来进行这个工程，则官民都将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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