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府台所言。”丰稷愤慨的说道，“朝廷之法，家产值二百贯可充衙前。于是州县差人，若百姓家中，鸡、犬、箕、帚、锄，只须值得一文钱，便要计算入内，又虚报浮增，只待算满家产达到二百贯，便定差为衙前。入衙门后，上下欺压，各种费用，便花去百贯。最苦者是押送纲运至京或者其他州县，雇佣脚力、关津捐纳所动用之钱物，一次至少三五百贯，大都要衙前自己掏钱垫付。万一失落，更要赔偿。又或者一人为衙前，本已充作场务，官府又要他去押纲运，只得让家人来权管场务，自己去押送，而官府或又有差遣，于是一人为衙前，全家要服役。本家之农务，反倒荒废。而若以家人管场务，未免生疏，若有失落官物，又须赔偿……如此全家破败，弃卖田业，父子离散，沦为乞丐者，比比皆是。现今京兆府内的乞丐，十之八九，谁不曾做过衙前？！”

石越倒料不到丰稷颇知民间疾苦，他却不知道，百姓这般惨状，此前宋之大臣，多有奏折论及，大宋朝凡是关心时务之官员，大多读过。反倒是石越自己没有时间去读宋朝历代大臣的奏章。

丰稷越说越是愤懑，又道：“帅台可知弓手之苦乎？”他不待石越回答，便即说道：“弓手之苦，在于役期过久，甚至是漫无时限。一朝为弓手，终身为弓手，竟有四五十年为弓手者！此害亦不逊于衙前。衙前、弓手、里正，惟里正为催赋税，略有微利，然若地方有豪强拒不纳租，则不免又有赔垫之苦！本朝百姓受困于役法者，或者寄田于豪门虚报逃亡，以避役法；或者故意浪费不敢勤劳增产；或者为减低户等，亲族分居；更为甚者，有为成为单丁，而宁可孀母改嫁，或者父亲自缢以救儿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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